61年，大台矿40多人被困井下，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急得一夜白头

1961年1月13日凌晨两点，东交民巷的夜色像凝住的墨，市委大楼里却灯火通明。一阵急促的长铃划破寂静，值班员几乎是跳着去抓电话——京西矿务局报告，大台矿突发大面积冒顶，40余名矿工下落未明。

话筒另一端的喊声带着回声，“刘书记在吗？井下支柱全塌了！”刘仁已经站在桌前，毛毯披肩，声音低而快：“先封风门，保通风；调石景山、娘子关两队抢险队合兵一处，半小时内到位。”命令一句接一句，像钉子钉进木板。

煤炭是首都工业的“粮食”。三年困难时期，全北京每吨煤都要精打细算。刘仁最不愿听到的就是“人压在煤下”这句话。电话放下，他把值班室改成前线指挥所——五部电话同时开线，三张救援示意图铺满墙。

抢险节奏比秒针更狠。十五小时后，第一条通风管抢通；第三十小时，救援钻孔打透；第三十三小时，井下传来敲击声，工人们用钢锨敲出一句话：“我们活着。”听筒里嘭嘭作响，刘仁把手掌拍在桌面上，只说了一个“好”字。

他的处置风格不是凭空长出。几十年前，那个被同学称为“段永鹬”的少年来到北平华北中学，没多久就混在欢迎孙中山的队伍里喊破嗓子；再后来，加入共青团，进了白色恐怖里的上海纱厂，一边躲宪兵，一边联络工人。

1930年被捕、绝食、胃穿孔，他和彭真在牢里对着墙壁刻字记事；1935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他建议把四年学程压缩成三年，理由是“前线缺人，学校不该磨蹭”。校方采纳，成为当年东方大学最短学制的直接推手。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他递交回国申请，三个月后已在延安中央党校做秘书长；又过半年，带两百干部越过太行山，到晋察冀组建地下电台，组织兵运，护卫北平教授全数留下。熟悉的朋友暗地给他取外号——“留人”。

解放后，北京工业底子薄，刘仁到石景山钢铁厂看职工住房，发现一家五口挤在窝棚，门口只挂破麻袋。他连夜给市工业局打电话：“你们看完还能睡好觉？”几天后，金顶街工人宿舍破土动工。

1956年永定河决口，他调空军直升机抛粮，海军舢板救出20名被水围困的社员。社员一上岸，他伸手先摸对方的胳膊，确认没有脱臼，才松口气。有人悄悄议论：这人管得是不是太细？可社员说：“刘书记比闺女都周到。”

“最好的交通给工人用。”修酒仙桥工业区，他点名要无轨电车。公交负责人算账后摇头，刘仁只回一句：“成本再大，也比让工人站在风雪里划算。”

再说回大台矿。1958年投产时，它常年垫底。矿党委憋着劲提出“不当老六”，1960年靠着满勤硬是拿到京西矿务局红旗。矿工骄傲，市里也把它当样板。正因如此，61年这场冒顶，心理冲击格外大。

事故第五十个小时，井下遇险者全部定位。第七十二小时，最后一根撬棍撑开通道，四十七名矿工依次升井，每人胸前多了个白色粉笔号。医护推着轮椅冲上去，现场只听得到呼吸声。统计完毕，无一人死亡。

消息送到指挥室，刘仁靠在椅背上，额头的青筋还在跳，他让秘书给矿工家属拨电话，“告诉他们，人全在。”话没说完，人已向侧边倒去。医生赶来时，他睡着一样，头发却多了大片灰白。

两天后，在医院，他对随行科员交代：“矿上说白酒缺，先调一车过去，批文我签。”科员疑惑地问：“王府井供应紧张。”刘仁摆摆手：“先保井下。”

这种不计成本的眼光，也用在科研。1958年北大团队立项人工合成胰岛素，外界唱衰。队伍最困难时，他跟校党委说：“别人干不出的，你们干出来，算北京的面子。”1965年，中国合成胰岛素成功，国际同行来函致敬。

城市建设上，十周年国庆十大建筑方案报到市委，他盯着人民大会堂改图：“中开间要最大。进门先见正厅，别让群众绕来绕去。”建筑师照做，后来的人再进大会堂，很难想象那一笔是出自地下工作出身的市委书记。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因病去世。彭真写下八个词：忠心耿耿、严肃谨慎、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话不多，却把刘仁的一生钉在了板上。

大台矿救援留下的电话记录还在档案盒里，纸张泛黄。字迹末端，有人用铅笔圈了个注：“指挥人当夜白头。”仓促的圈痕没有修饰，却让后来翻阅的人，一眼就能想起那条打通生死的井道和那个守着电话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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