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内阁操弄“本国人优先”，最终可能变成“本国人长期吃亏”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睿霆】

近几年，日本政界频繁打出一个政治口号——“本国人优先”。在高市早苗执政之后，这个口号被进一步包装为“维护治安”“守护公平”“保护日本人生活环境”的正当政治路径。与此同时，针对外国劳动者、留学生、长期居住者的一系列收紧政策陆续出台，“违法外国人”“不缴社保的外国人”“不守规矩的外国游客”不断被突出呈现。

如果只看表面，这似乎是一种“为本国国民负责”的强硬路线；但从数据和制度层面深入分析便可发现：所谓“本国人优先”，很大程度上只是把国内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转嫁给外国人，以此回避对本国财政、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地方社会的深层改革。

日本政府不是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而是选择了更低政治成本的方向——转移愤怒，而非解决问题。

这在日本高等教育与移民政策两个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

11月17日，日本经济安全保障相小野田纪美表示，关于外国人政策“要坚决应对部分外国人的违法及违规行为”。她同时兼任高市早苗政权新设立的“与外国人有序共生社会”的负责阁僚。她表示“要打造不良外国人不在日本的环境”。日经中文网

一、日本大学“贫困化”的真相：经费持续削减，而不是“外国人抢走资源”

如果认真回顾2004年国立大学法人化以来的财政数据，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国家对大学的基础投入是持续收缩的。

2004年度，日本全国国立大学的“运营费交付金”（相当于经常性拨款）总额约为1.24万亿日元，到2023年度已经降到约1.08万亿日元，名义上削减了大约13%。更重要的是，这期间物价和人力成本不断上升，因此从“实际购买力”看，大学可支配的基础经费降幅远大于13%。很多大学管理层的说法是：从2004年起，运营拨款几乎每年被要求削减1%～3%，十几年下来累计缩减超过一千亿日元。

那么，削减的是什么？主要是最基础、最“没存在感”的部分——教师和职员工资、日常教学运行、图书采购、实验消耗品、基本设施维护。今天，很多国立大学的现实是：仅靠运营拨款已无法覆盖全部人力成本，只能靠附属医院收入、企业委托研究和各种项目款来“补窟窿”。结果就是：

·教职岗位减少或冻结，年轻学者很难获得常设职位； ·课堂规模变大、课程被合并，学生受教育质量下降； ·教员将大量时间花在写项目申请、跑外部资金上，真正用于教学科研的时间被挤压。

科研数据也印证了这种“慢性饥饿状态”。200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日本学术论文年产量基本停留在7万～8万篇上下，而同期全球论文产出增长了约60%以上，日本在全球科研版图中的相对份额持续下滑。

博士教育也明显疲软：博士课程新生人数从2004年前后的约1.8万人下降到十年后的约1.5万人，此后仍在下行。对很多优秀学生来说，“读博”越来越意味着高风险、高度不确定性的职业路径。

这不是因为日本学生“变懒了”，也不是因为“外国人抢走了研究资源”，而是制度层面长期挤压高等教育投入的直接结果。

同时，学费端几乎被“锁死”。国立大学的本科标准学费于2005年上调至每年535800日元（注：按实时汇率，约合人民币25000），此后近二十年未再变动。表面上，这是一种保护学生、维持公平的举措；但在运营拨款年年削减的前提下，这也意味着大学没有太多通过学费弥补资金缺口的空间。近些年，部分国立大学尝试小幅上调学费，例如东京工业大学、东京艺术大学、千叶大学、一桥大学、东京医科齿科大学等，但立即引发学生和舆论的强烈反弹。

2024年6月21日，东京大学学生在安田讲堂前举行抗议活动，反对学费上涨，要求与东京大学总长藤井辉夫会面。朝日新闻

山口大学是典型案例之一。2025年11月，山口大学宣布自下一年度起本科年学费上调20%，从53.58万提高到64.296万日元，直接顶到文部科学省允许的120%上限。校方给出的理由是“运营困难”“物价上涨”“改善教育环境”，而学生的感受非常直接：当前学费已经接近极限，再涨下去很多人根本读不起大学。约150名学生和教职员工因此举行集会，100名学生举着“授業料値上げ反対”的标语至校长室，递交要求撤回涨价、公开决策过程的请愿书。

从国家层面来看，这样的冲突其实不是“个别学校的问题”，而是一个长期财政选择的自然结果：一方面削减基础拨款，另一方面又不愿系统性地讨论学费与助学金制度改革，最终将大学推入“财政性贫困”，再把具体涨价措施推给个别学校去承担舆论压力。

在这一整套过程中，“外国人”几乎没扮演任何决定性角色。经费削减是政府决策，人口结构变化是长期趋势，学费冻结也是日本国内政治选择。若在此背景下将大学贫困化归咎于“外国留学生太多”“外国人在占资源”，不仅在事实层面说不通，更是在用简单叙事掩盖复杂的制度问题。

二、日本对外国劳动力和留学生的依赖，是现实而不是“威胁”

与高等教育财政同样具有结构性的问题，是日本的劳动力市场和人口结构。

截至2024年，在日外国劳动者人数已经达到230万人左右，创历史新高。相较十年前，这一数字几乎翻番。制造业、建筑业、餐饮、住宿、介护等行业中，外国劳动者的占比持续上升，其中制造业约占外劳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护理和社会福祉领域的外国劳动力同比增幅超过20%。这些领域恰恰是本国年轻人不愿进入、但社会又不可缺少的行业。

在留学生方面，疫情后日本留学生总数迅速恢复并创新高。2024年，在日留学生约33万多人，同比增长超过20%。中国、尼泊尔、越南等国学生构成了主要来源。与此同时，日本18岁人口已降至约110万，预计未来还会持续下降。许多地方大学已部分依赖留学生维持招生规模和课堂人数，不少地区知事公开表示：没有外国学生和外籍居民，地方高校和地方经济都难以维持。

这些数字说明，日本社会早已进入一个“事实上的多元社会”：在工厂、工地、护理机构、地方大学、语言学校，外国人的存在已经不是例外，而是日常。如果突然大幅收紧外国人政策，不是“保护日本人机会”，而是直接动摇当前经济结构和地方社会的运行基础。

日本多家智库和政府内部研究也承认，要在高龄化和少子化背景下维持劳动力规模，日本到本世纪中叶需显著增加外国居民比例，长期目标通常被估算在总人口的10%左右。这与目前约占总人口3%的外国人比例有相当大的差距。换言之，从实际需求来说，日本需要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外国人才与劳动者。

三、“本国人优先”的话术如何被用来转移矛盾

在这样一个结构现实下，高市早苗政府却选择了另一种政治叙事：把种种社会不安聚焦到“违法外国人”身上。

上台后不久，高市就在内阁层面设立“外国人政策相关会议”，强调要严打非法滞留、收紧外国人购地、对不缴社保的外国居民采取严格措施，加强对部分国家驾照转换、签证资格的审查。一些高度耸动的表述也频繁出现，例如未经证实的“外国游客在奈良公园踢打神鹿”“外国人不尊重日本文化”等。这类说法即便后来被证明缺乏确凿证据，但往往已经完成了政治效果：在舆论中加深“外国人是潜在问题制造者”的印象。

高市早苗炒作外国游客踢打奈良鹿

就技术层面而言，加强对非法滞留、社保逃缴、部分治安风险的管理本身并非不可讨论，任何国家都可以就移民制度进行规范调整。但问题在于，当这些议题被不断突出，并与“本国人不满”“生活不安”“资源紧张”等宏观情绪捆绑在一起时，它们就从合理治理问题变成了转移矛盾的工具。

例如，在学费、社会保障、就业不稳定、工资停滞等问题上，本应问的是：

为什么国立大学的运营经费要连续削减？ 为什么博士教育和基础研究投入长期不足？ 为什么青年就业质量和工资增长滞后？ 为什么地方振兴战略多年见效有限？

这些问题指向的是日本国内的财政分配、税制结构、产业政策、人口政策等核心议题，回答起来困难，承担责任代价高，牵涉既得利益集团广泛。

而如果把话题扭转为：

“是不是外国劳工太多？” “是不是留学生占了机会？” “是不是外国人不缴社保让日本人吃亏？”

这就很容易在情感上获得部分选民的认同——尤其是在生活压力不断增大、对未来感到不安的群体中，这种“情绪捷径”降低了政治成本，但几乎不会触及任何结构性矛盾，只是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然后再简单归咎给一个相对弱势、议价能力低的群体。

四、高等教育和外国人政策之间的隐性联系：谁真正为不作为买单？

结合财政与人口两个维度来看，“本国人优先”话语的真正后果，并不是保护了日本青年，反而很可能通过以下方式伤害了他们：

第一，在高等教育方面，运营经费的长期削减使大学教学和科研质量面临系统性下行风险；学费冻结与偶发性涨价并存，既无法为大学提供稳定财源，又在局部制造学生负担冲突；博士教育吸引力下降削弱了整个社会的知识生产能力，使未来高质量就业岗位减少。

这些后果最终将压在日本学生身上，他们面对的是资源不断被压缩的大学、愈发有限的科研机会以及一个创新动力不足的经济环境。

外籍人士在东京闹市区工作 路透社

第二，在劳动力与地方社会方面，在实际劳动力需求不断上升的情况下收紧对外国人的接纳，不会“多留机会给日本人”，而是让企业和地方承受更严重的人手不足与服务衰退；留学生减少、外国居民减少，会使原本尚能勉强维持的地方大学、地方经济加速萎缩，而这恰恰是许多日本年轻人本可以继续生活和就业的空间；排外氛围的增强可能反过来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减少海外投资、合作科研和留学交流机会，进一步削弱日本整体发展潜力。

这个意义上，所谓“本国人优先”，实质上可能演变为“本国人长期吃亏”，看似替日本人“出了气”，实则削弱了他们赖以发展的制度基础。

五、结语：谁是真正被“优先”的对象？

回到最朴素的问题：“本国人优先”究竟优先了谁？答案并不难推断：并不是优先了山口大学那些为学费奔走的学生，他们得到的只是涨价通知和形式性的说明会；也不是优先了在工厂、护理、建筑一线的劳动者，他们面对的是人员不足和工资长期停滞；更不是优先了那些选择读博从事科研的年轻人，他们在预算压缩和职位稀缺中被迫退出。

在现有制度安排下，真正“优先”的，往往是延续的财政紧缩路径的延续、固化的预算分配格局，以及避免触及税制与社会保障改革深水区的惰性政策。

在这一点上，高市早苗政府的“本国人优先”并不新鲜，只是把历届政府对结构问题的回避推向了更明确的“外部归因”道路：将长期积累的财政、教育、人口矛盾包裹在“外国人问题”的壳子里，再递给选民当作答案。

从数据和制度逻辑出发，我们可以清楚地说：日本的大学贫困化，源于持续削减运营拨款和欠缺系统性投入；日本的劳动力紧缺，源于少子高龄化和产业调整滞后；日本地方社会的衰弱，源于人口政策长期失衡和区域发展策略有限。这些重大问题的主要责任人是本国政府，而不是“外国人”。

在此背景下，继续高声宣讲“本国人优先”，如果不能伴随对高等教育投资、劳动力政策、地方发展等核心问题的正面改革，只会让这一口号越来越空洞，甚至变成一种对本国民众的再度误导。真正负责任的政治，是面对这些难题并付诸改革，而不是在“外国人”三个字上做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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