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外交官被视为汉奸 死后9年有人要求开棺鞭尸

来源：深圳晚报 作者：袁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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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前后 国人视出使为奇耻大辱

从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六世纪上半叶，中国从开放逐步转向封闭。明政府从洪武年间(1368～1398年)规定私人“片板不准入海”，直到嘉靖年间(1552～1566年)屡下禁海之令。十五世纪40年代以后停止下西洋。朱元璋不仅采用延长贡期、拒收贡物等办法对中外朝贡关系予以限制，而且随着时间推移，他对一些海外国家的不信任感与日俱增，明令“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暹罗许入贡”(《明太祖实录》卷231)。朝贡关系几乎就是外交关系的代名词，只许3个国家入贡，外交空间能有多大？虽然，后来的中国统治者对朱元璋的这个政策有所调整，但外交空间在明清时代逐渐变小却是整体趋势。明清时外交人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逐步降低。

到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变得瞧不起外交官，几乎把卖国与出使国外连在一起，认为中国派出驻外使节是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出使国外、常驻国外在汉唐时代司空见惯，班超常驻西域31年，出国时40岁，回国时已71岁。沈括、范成大、欧阳修等历史名人，都曾出使他国。即使到了明朝，陈诚连续4次出使西域。但自此以后，出使国外的频率越来越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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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官死后9年 仍有京官上奏开棺鞭尸

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出使英国的消息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皆以为耻，朝野上下议论纷纷。亲友为他出洋“有辱名节”深感惋惜，更多的人甚至认为出洋即是“事鬼”，与汉奸一般。有人编对联讽刺郭：“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在长沙准备乡试的考生，集会声讨他，不仅烧毁了他修复的玉泉山上的唐代名刹上林寺，还扬言要捣毁他的住宅，开除他的湖南省籍。郭出使期间，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参劾他“有二心于英国，想对英国称臣”。郭离任回长沙，大骂他“勾通洋人”的标语贴满了家乡的大街。他逝世9年后，还有京官上奏要求对他开棺鞭尸。

晚清外交空间的萎缩表现在外交人员往往成为误国行为的牺牲品。庚子事变中，真正爱国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原驻沙俄公使许景澄等5位大臣，因力劝西太后不可同时对11国宣战，不可派兵攻打驻华使馆和杀害外国外交人员而被处死。5人中，4位是外交官员，行刑时，围观百姓高呼：“杀汉奸，杀二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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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华使臣 被当成俘虏或囚犯

外国人来华访问在明清时一律被看成是来进贡的，且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甚至有访华使臣“被当成俘虏或囚犯一样对待，不得在旅途中看任何东西，逗留期间被安顿在宫城范围里盖得像牛棚一样的房子里，而且被锁在里边。他们出来不准见到皇上，他们的外交和其他事务都是与钦定的大臣办理的。全国上下都不得与外国人打交道，除了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地点。”(见《利玛窦中国札记》)

1517年，皮雷斯被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派为大使于当年到达中国，直到1520年，朝廷仍禁止皮雷斯一行接近皇宫。明世宗即位后，下令驱逐葡萄牙使团，皮雷斯被囚，死于广东狱中，翻译也被处死。早期荷兰、英国、俄国等国使团来华，并非来寻求打仗，而是希望建立正常关系，但都没有达到出使的目的。

晚清时朝贡体系在西方列强入侵下逐步瓦解，数千年来中国朝廷起到的“古代东方联合国”的作用不复存在。李鸿章临终前一小时，沙俄公使还在李的病床前逼迫他签字。李悲愤长叹：“海外尘氛犹未息，诸君莫作等闲看。”弥留之际，“双目犹炯炯不瞑”。至此，半殖民地状态下的晚清外交陷入几乎毫无回旋余地的困境。

历史启示：

GDP大小跟外交空间无关

回顾几千年来中国外交空间变化的历史，至少可以获得以下几点有益的启示：

一是外交空间的大小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历史上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是汉唐时代，这同汉唐是中国历史上综合实力最强大的时代是分不开的。贞观时期的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这是当时外交空间最大化的有力表现。

二是GDP大小不等于外交空间的大小。宋朝是当时世界上GDP第一大国，但它的外交空间并不大，在“澶渊之盟”后向辽国纳银输绢，在“绍兴和议”后向金国称臣纳贡——世界头号富国向普通国家朝贡。二战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日本GDP比新中国高得多，但外交空间远不如新中国大。

三是中国和世界主要强国的关系状况与中国外交空间的大小有直接关系。数千年来，中国周边一直没有世界性头号强国，这为中国在相当长时间里拓展外交空间提供了良好的地缘环境。汉唐时代外交空间能得到大力扩展，一个主要原因是汉唐同当时世界上其他主要强国没有发生战略对抗。晚清时中国外交空间一步步缩小，则是与头号西方大国英国撞上有关。

四是政策是否开放与外交空间大小成正比。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一个时代，也是外交空间最大的时代。许多外国文武官员在中国做官，例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担任了从三品的秘书监兼卫尉卿。在丝绸之路上流动着的不仅是物质资料，还有丰厚的文化资源。据苏莱曼《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唐末在广州从事贸易活动的外国人有一个时期竟达12万人以上。

五是主流民意走向同外交空间大小有密切关系。善用主流民意有利于扩大外交空间，反之，外交难免被主流民意绑架，回旋余地减少。因发生徽宗、钦宗被俘的“靖康之变”，宁战不和，宁战不谈，报仇雪恨成为南宋有朝一代的主流民意。忽必烈称帝后，希望与南宋正式议和，郝经奉命出使南宋，竟被南宋拘禁15年！后又派出5批使者，在当时元强宋弱、蒙古人对欧亚进军节节得手、咄咄逼人的态势下，谈判显然有利于宋争取时间，然而，后5批元使进入宋境后，在路上竟被“爱国”的宋人们一一“餐肉饮血”了。对元廷使者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留给宋廷的选择除了战场上见，没有任何外交空间。

六是外交成本大小不等于外交空间大小。外交上多投入，一般来说，当然有助于扩大外交空间，但二者不能画等号。外交史上花冤枉钱的事例不胜枚举。清廷为接待英国使团耗费白银85万两左右。为了让英国“贡使”看到中国“民物康阜，景象恬熙”而“知感知畏”，乾隆还安排马嘎尔尼一行由内陆至广州，也是沿途款待，劳民伤财。中国对“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曾提供巨额援助，驻阿大使耿飙当时就向中央提出不同意见。他在《耿飙回忆录》中说：“在援助物资的使用上，阿方浪费极其严重。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中国外交空间因此扩大了没有？历史已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