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接到党内有内奸的消息，紧急上报，中央：在短期内将之除掉

1931年9月的一个深夜，上海法租界还未完全入睡，灯火把石库门的影子拉得老长。隐身弄堂里的陈赓刚放下密码本，便收到一份线报：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出现潜伏叛徒。纸面极短，却足够刺眼。陈赓明白，拖延一日，损失就可能加倍。

线报来自中共中央特科秘密同盟者杨登瀛。这名看似风流的特务头子，对外是国民党调查科红人，对内却暗通中共。长期游走刀锋，两面身份切换几乎零破绽。此刻，他在信里标注了叛徒代号“冰石”、活动范围和最近一次与敌上级联络的地点，细节精准到一分钟。

追溯到1927年“四一二”惨案后，上海党组织元气大伤，急需联络点恢复交通线。戴冰石恰在此时投奔，用卖文具的小店掩护，为组织递送文件。外人看来，他面色温顺，谈吐斯文。可在“血雨腥风”的情报世界里，温顺往往与背叛只隔一层窗纸。

戴冰石被国民党调查科逮住时，并没有多少抵抗。他迅速接受收买，提出用苦肉计骗取信任。他要求敌方连同小姨子一起抓走，以此制造“迫害假象”。不得不说，这一步棋险恶又老辣。敌人同意，他被伪装成受害者，轻松重返地下组织核心圈。

潜伏不意外，急功近利倒是显眼。为尽快“立功”，戴冰石向敌上级建言：突袭联络点。一次成功，可挖出整条交通线。没想到，他的急躁很快吞噬自己。杨登瀛作为抓捕执行者，看似配合，实则暗中比对口供。通过戴冰石反复提及“放人”“调岗”等非特科用语，他判断此人非真同志。随后，他把完整情况转交陈赓。

陈赓收到材料已是凌晨，两份情报密电一份送香港联络站，一份经法租界电台递交中央。回令迅速落地，电文仅一句：“在短期内将之除掉”。寥寥十二字，却意味着特科“红队”必须立即收网。行动书由王世英起草，执行组三人，外加警戒一人，武器为手枪与钢丝绳，时间定在三日后夜半。

红队向来行事干净。徐恩曾后来在谈起这支队伍时承认，特务们对它的恐惧胜过对法庭。此次任务仍然延续“快、狠、稳”的原则。上海街面宵禁松散，法租界巡捕往往只顾收“过路费”，红队得以在暗巷里布阵。

第三夜，戴冰石收到一张“联络人”手写纸条，被约至南市某旧仓库。谨慎的他怕中计，硬拉杨登瀛同行。杨登瀛不但点头，还主动借给他一辆黑色轿车，好让对方放松警惕。其实，这辆车车门把手已被做好记号，便于红队成员辨认。

凌晨零点二十三分，仓库铁门拉开。戴冰石前脚迈入，背后黑影闪过，钢丝绳瞬间锁喉。几秒挣扎，匕首封喉，木箱间回声闷沉。行动仅用二十秒，未惊动任何租界巡捕。杨登瀛按预定节奏，十五分钟后抵达“查看现场”。留给外人的画面只有一具倒在油灯旁的尸体，以及地面上一行擦去半截的脚印。

至此，叛徒清除，联络点保全。特科随后更换交通路线，所有暴露风险降至最低。杨登瀛提交补充情报，指出调查科内部正在酝酿新一轮搜捕风暴。特科据此调整城市活动方案，把关键干部迅速外迁，成功躲过数周后的大搜查。

值得一提的还有后续影响。调查科因内部泄密而陷入互相猜忌，戴冰石之死被徐恩曾视为“最干净的一起失败”。调查科对下属展开严格审查，加剧国民党内部不信任。特科利用对手自乱的间隙，在上海、天津、南昌多线开展组织恢复工作，一批中断的交通点重新连通。

再看陈赓。他在处理此次事件时，展现了特科系统化的决策流程：情报研判、任务授权、执行反馈、外围收尾，四步环环相扣。今日回顾，能够发现在极端艰险的白色恐怖环境里，情报工作的胜败不只取决于勇气，更靠制度与纪律。

杨登瀛的角色尤为特殊。一边是国民党重金养出的心腹，另一边却为中共提供关键线索。有人说他像后来的影视剧“余则成”，但真实历史里，他的险境更重：既要应对上司的猜疑，还要防同事的暗枪。为了在调查科站稳脚跟，他送车、送表、送洋酒，花费巨大，却换来了难得的行动自由。

遗憾的是，战争年代的双面身份注定难以长久。1949年前夕，国民党溃败，杨登瀛被押往台湾，中共方面并未能及时营救。史料记载，他在台北病逝，细节无从考证。然而，他提供的数十份情报，直接或间接挽救了上百名干部的生命，这一点毋庸置疑。

陈赓后来回忆特科岁月，只用一句“多觉险中”，便揭示暗战真相。没有声光，没有镜头，更多是沉默与计算。清除戴冰石的行动终结了一个叛徒，也显露出党内安全体系不断完善的轨迹。在生与死的缝隙里，纪律、信念与智慧织成了一张网，支撑那段最艰难的地下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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