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3月14日清晨,南海上风浪不大,远处的礁盘若隐若现。同一时刻,北京西山的一间会议室灯亮如昼,海军与航空工业的联合论证会正紧锣密鼓地推进。71岁的刘华清坐在长桌一端,眉峰紧锁,参谋们轮番汇报高空加油方案。
电话铃骤响,随行秘书推门而入,声音压得很低却掩不住急切:“首长,南沙海域交火,越方三艘武装舰已逼近赤瓜礁!”空气瞬间凝固。刘华清抬眼,冷冷一句:“坚决打。”简单三个字,让屋里十几名军官同时挺直了脊背。
会议止于此刻,纸上的数据图表被推到一旁。刘华清抓起安全线电话直拨南海舰队前指:“命令各舰,全力夺控。凡我国礁盘,一概占住。”一句话没有多余修饰,指挥链条立刻运转。旁边有人小声嘀咕是否先报中央,他摆手:“前方一分钟就是生死,我们自己担。”
不到两小时,502、531两舰抵达赤瓜礁海域,现场态势已成三面包围。越南604船借着暗礁遮蔽,仍试图卸载工事材料。我方政委李楚群用扩音器喊话,要求对方撤离。喊话石沉大海后,双方登陆分队仅剩不到三十米。对峙的压力像潮水般涌上礁面,任何擦枪走火都是引信。
越兵突然挥旗挑衅,枪口一齐抬起。我副枪炮长臂部中弹,血迹溅在礁石上。不到十秒,赤瓜礁爆发密集交火,随后演成舰炮对射。刘华清的最新指示迅速传到舰桥:“重点打敌指挥桅杆,瘫船。”502舰首批炮弹精准命中604船中部,九分钟后敌舰斜缆断裂,整船倾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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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斗只持续三十七分钟,越军三舰悉数沉没或搁浅。我军零舰损,夺回赤瓜礁及其毗邻四礁。信息回传北京,作战室里却没有欢呼,刘华清推开窗户,对助手淡淡说:“海战赢了,可海空权依旧空缺,没有航母,南海还是远水。”这句自语像钉子,钉在在场每个人的记忆里。
赤瓜礁海战表面是一场短促交锋,背后却放大了中国海权建设的痛点。海面上舰炮够硬,可头顶没有固定翼战机护航。一旦敌机群扫射,我方舰艇只能依靠单一防空火力被动挨打。这种隐患早在刘华清1950年代赴苏联海军学院时就埋下了影子——那年他第一次看见大型航母编队演练,感受到什么叫“移动国土”。
从大连海校政治委员,到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优秀毕业学员,再到1982年履任海军司令,刘华清在舰桥、课堂、演习场之间辗转三十年,对“制空权”三个字的理解愈发尖锐。1984年,他在装备技术会上直言:“国家再拮据,海军也得准备上航母。”会场一片静默,许多人觉得这话大胆,甚至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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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春,海军代表团赴法意考察直升机航母。出发前夜,刘华清把李景、郑明叫到办公室,几乎是交心式叮嘱:“把能摸到的技术全带回来,哪怕只是甲板涂料配方,也要写清楚。”那份厚厚的调研档案后来被戏称“海军最贵行李”,却成为中国第一艘国产航母论证的底稿之一。
赤瓜礁海战后不久,广州舰艇学院首次开办“飞行员舰长班”。十名双料尖子被圈定,他们中有人本可以留在精确制导研究所,却选择重新磨练在甲板。西方情报界迅速捕捉到风向,断言中国已将航母提上日程。外媒语气怀疑,国内军内却更像按下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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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的海湾战争又给了刘华清一记当头棒喝。盟军依托航母群投射火力,短时间内瓦解伊拉克海空力量,巨大的现实差距让他皱眉整整半个月。那段日子,他在日记中写下五个字:“不造,没活路。”字迹重重划圈,笔尖几乎把纸戳破。
1998年退休,他依然关注造舰进度。乌克兰“瓦良格”号的收购谈判一波三折,外界唱衰不绝。每听到“行不通”的论调,他只掷一句:“技术买不来,信心得屯够。”2002年,“瓦良格”拖进大连船坞,灰白舰体锈迹斑驳,但现场工人说最难的是第一道切割,也是最兴奋的那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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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中国首艘航母即将出坞试航。新任舰长名单报到刘华清家中,他看着那熟悉的名字,沉默许久,只放下两个词:“可以。”一年后,这位老水兵与世长辞,留下的并非传奇叙事,而是系统的海军现代化路线。赤瓜礁的炮声早已散去,但那句“坚决打”仍清晰——它不只针对一场战斗,更像宣示:没有退路,中国海防只能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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