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七点,北京西郊机场的跑道在晨曦中泛着金属色,塔台喇叭里反复传出同一句提示:“8025号检查完毕。”所有人都知道,这天的主角并不是飞机,而是即将登机的毛泽东。机场内外全线禁行,警卫、医务、气象、通讯,各工种像齿轮一样咬合,却没人敢多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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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飞机并不陌生,却也谈不上偏爱。建国后,他更多依赖火车,一来能沿途停靠,随时同地方干部面对面,二来也更安全可控。可这趟北京至广州的行程时间紧、路程远,乘机成了最佳方案。正因为主席少有空中出行,飞行团上下压力山大,连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提前抵达机场,对机组再三叮嘱:“别把自己当成‘开给毛主席’的飞,照平日流程就行,手稳心静。”
8025号“里-2”是当天的主机,胡萍任机长,陈锦忠为副驾驶,张振民领航,柳昆尚负责通讯。机组四人都参加过多次要员航班,可听说载客名单出现“毛泽东”三字,心里还是“咯噔”一下。柳昆尚后来回忆,那种感觉像考场发卷的最后一分钟——知识都会,可怎么也放不下手心的汗。
八点整,主席乘车抵达,车门刚开,还未踏上舷梯,他先抬头环顾机身,随后同每一名机组成员握手,语速不快却有劲:“同志们辛苦了,今天咱们坐自己人的飞机。”简单一句,把紧绷情绪压回半格。刘亚楼在旁笑着补一句:“主席放心,都是把式。”
滑行、起飞,一切按部就班。胡萍本想启用自动驾驶,转念又怕仪器出纰漏,干脆全程手控。飞机攀升到二千七百米稳定巡航后,客舱门轻轻一响,一个高大的身影迈了进来——毛泽东自己来了。柳昆尚正在记录气象,余光捕捉到那件熟悉的灰布中山装,竟一时忘了反应,条件反射地站起身想让座。毛泽东微微一笑,把手搭在他肩头,轻声说:“同志,照你的岗位坐好。”语气平和,却不容推辞。简单对话不到十字,却让驾驶舱里原本凝固的空气立刻流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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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并未急着落座,先俯身观察仪表。机头微颤,他顺势扶住框架,好奇地问:“这就是转向陀螺?怎么读数?”胡萍专心操纵不便分神,柳昆尚便一一解释:高度表、空速表、磁罗盘、无线电罗盘……主席点头,偶尔再追问一句。“原来如此。”四个字,说得像学生记笔记,让在场三人都暗暗佩服他的专注力。
飞机半途中在武汉南湖落地加油。再次升空后,形势突变。前导副机通过电报反馈:衡水上空出现雷雨云团,建议绕飞。张振民迅速测算,决定右偏航,经沧州折返北京。可就在掉头瞬间,短波电台出现跳频,地面指挥瞬间失联。柳昆尚加大功率仍收不到回应,舱内气压稳定,机组却清楚,塔台此刻必定急得团团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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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绕过去吗?”罗瑞卿从客舱走进驾驶舱,语调平静但带着担心。胡萍目不转睛盯着人工地形图:“没问题,云高三千五,咱们二七还能擦边。”说话间,机身被侧风推得轻晃,毛泽东稳坐原位,只抬头看了眼窗外滚动的暗云,没有言语。八分钟后,飞机穿出雷雨边缘,通讯恢复,塔台第一句话就是刘亚楼的嗓音:“8025号,情况如何?”柳昆尚回:“飞机一切正常,请指示。”那瞬间,驾驶舱四人不约而同松了口气。
延误了四十分钟,飞机于中午十二点三十五分落地西郊机场。舷梯搭妥,毛泽东转身同机组握手,用略带湖南口音的普通话说道:“飞得稳,辛苦了。咱们自己的飞机,心里踏实。”刘亚楼随后赶来,拍着胡萍肩膀道:“这段经历写下来,给训练大队当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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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趟来回,让空军专机团深刻认识到短波通信和恶劣天气的双重风险。几周后,航校课堂里增加了“雷雨绕飞”实例,案例编号就叫“8025”。资料记录:全程一千九百公里,机动绕飞一百一十二公里,时长延长四十分钟,通信中断二十七分钟,机组处置得当,无人员设备损伤。
值得一提的是,返京数日后,民航部门提交改装报告,决定将舒适度更高、航程更远的伊尔-14编号4208号布置为国家领导人专机。胡萍、陈锦忠、张振民、柳昆尚继续担任核心机组。次年十月,该机顺利完成杭州至北京的首航,为后续专机保障定下技术与流程框架。
柳昆尚说,自己这一辈子见过不少场面,可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只落在肩头的手。那不是简单安抚,更像一种提醒:岗位在身,不可松懈。后来航空技术不断升级,机组轮换多次,8025号退役、4208号被送进展馆,驾驶舱里的座椅却一直空在那里——给飞行员,也给那个曾经“站起来让座”的通讯员留下一段无法复制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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