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腾｜法国新史学巨擘勒高夫逝世一周年：以乡愁对抗死亡

晚年勒高夫

2014年4月1日，法国新史学派的领军人物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以90岁高龄去世。

中国学术界从80年代就开始关注勒高夫引领的新史学和心态史研究，其主要著作多数也都曾以中文刊布，可以将他视为中国学界最为熟悉的法国中世纪史学家。不过，对于他研究方法的评价，也有许多争议。有学者甚为推崇勒高夫敏锐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解读能力，从而为散乱的中世纪史料赋予了新的意义。尤为重要的是，勒高夫在研究中倾注了自身作为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关切，在研究中古欧洲的同时，也以独特的视角反观了当下所处的世界。

然而，也有人认为勒高夫的研究中掺杂了过多的主观取舍，抛弃了历史学“如实直述”的使命。平心而论，勒高夫的意图就在于切断扁平化的历史叙述，从而呈现历史的多种面相。换句话说，他的研究并不是为了提供整齐、精确的史料，而是基于历史文献的研读，提供新的历史解释。因此，从年鉴学派引发的历史研究旨趣和方法的革命性变化以来，勒高夫以自己的研究将对物质史、文化史和心态史的研究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土伦海边，翩翩少年

勒高夫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位英文教师，母亲是意大利裔钢琴家。在勒高夫的回忆中，以中世纪史研究为平生志业最早出现在他12岁的时候。1936年，土伦（Toulon）海边还是一片祥和，小勒高夫沉浸在《艾凡赫》（Ivanhoe, 1819）所创造的奇幻中世纪想象之中。沃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笔下的城堡、森林、围攻战和风暴，各种复杂人物及离奇境遇都让他深深着迷。在晚年的访谈中，勒高夫笑称自己是被小说“诓”到了中世纪历史研究。

在少年的教育经历中，四年级历史教师亨利•米歇尔（Henri Michel，1907-1986）为他开启了通往缪斯女神殿堂之门。米歇尔在二战德国占领法国时期积极参与地下出版等反抗运动，并成为法国二战史中首屈一指的历史学家。米歇尔非常善于讲课，总能将纷繁复杂的历史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勒高夫非常欣赏这种博学的传统，认为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应该具有讨论一个文明整体发展的能力。阅读勒高夫晚年的《欧洲的诞生》，就能看到这种博学风格。

少年时的经历常常会融入一个历史学家的血脉，一些特殊的经历和情境都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显现出意义。小时候参观圣赛宁大殿（Basilique Saint-Sernin），最令他难忘。据他回忆，全家人在火车转车间隙参观了这座修建于12世纪初的罗马式教堂。这座教堂是在4世纪的一座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基础上兴建的，而巴西利卡式教堂的前身是图卢兹地区公元250年前后建立的第一座教堂。历史的错层感和时代感，使这座宏伟的建筑呈现出一种别致而深邃的美感。在他日后的教书生涯中，常常以这座教堂为例，突显历史发展中的层累叠加和多重面相。

另一个重要体验是一战后整个生活的变化。对欧洲人来说，一战带来的冲击可能比二战更大。这次世界大战改变了欧洲的走向，摧毁了沉浸在完美想象中的“昨日世界”。在新史学派眼中，世界的改变不仅仅是由于战争、政治和帝王将相们的决断，更因为科技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变化，这也是他们强调文化史与物质史的因由。

勒高夫经常提及小时候的那些卖冰人。几百年来，欧洲的职业卖冰人在每年冬天攫取冰块在地窖中储藏，来年初夏时出售，以保存生肉等食物。然而冰箱的发明，使这种貌似永远都会存在下去的职业突然消失了。这也是勒高夫关注物质生活史的一个触发点。历史不再局限于宫廷的权谋、战场的厮杀或文化精英的高头讲章，这一切最终还要落脚到那个时代的人和他们的心灵当中。人们如何面对曾经的世界永远消失了？如何面对原先认知体系的松动乃至坍塌？

二战与进军中世纪史之路

青年勒高夫的首先职业是成为一名医生，这也是那个时代最热门的行当。他曾想和母亲一样成为一名钢琴家。他后来曾过，这两种职业和历史学家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医生通过检查、诊断、用药以治愈病人，同历史学家经由文献阅读、筛选、书写以重构文明，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钢琴家对乐谱的解读和演绎，同历史学家对史料的研究和阐释更具相似性。他更倾向于相信历史学是一门艺术，要将自己的生命带入到文本，无论它是羊皮卷手稿还是典雅的乐谱。

时势之中，个人难以逃脱命运的裹挟。1940年，正当勒高夫进行即席拉丁文考试的时候，监考老师突然跑出了教室。从拉丁文无穷无尽的曲折变化中抬起头的学生们听到那位老师轻声说道：“希特勒已经攻占了比利时。”那一刻所有人都明白了，德法之间终归不能免于再战。年鉴学派第一代学者马克•布洛赫为了抵抗纳粹，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对于准备进入巴黎高师的勒高夫，在马赛的那段战时岁月也加深了他对于历史的体悟。

1945年7月，几经波折，勒高夫最终进入巴黎高师。他在索邦旁听的历史课程使他觉得不满足，甚至一度想要转到德意志语言和文明的研究上。虽然那时候的勒高夫对古代史兴趣盎然，却总觉得过分注重字句辞章的语文学（Philology）毁掉了一切。虽然这种技术性的工作使他感受了“真正科学的严谨”，但对于考古资料和铭文研究并没有更深入地讨论几千年前那个处于迁变中的社会。如同手电筒中的光，只能照亮脚前的这一段路。他慢慢领悟到，文化的进路、文明的概念和跨学科的路径相结合，才能真正地将人与社会交织在一起，从而为史学研究带来生气。虽然他厌倦语文学的琐碎分析，却对古文书学（Palaeography）情有独钟，在研究室里亲手触摸那些历尽百年沧桑的羊皮卷，能让他细致地感受到抄写者的用墨、用笔风格及书写癖好。通过羊皮卷这个物质载体，他建立了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沟通，历史研究也就升华为“触摸灵魂”。

新史学派之祭酒

当他进入中古史领域时，吕西安•费弗尔正创立巴黎高等实践学院的第六部：经济与社会科学部。1956年，费弗尔的位置传给了布罗代尔，在整个六十年代成为跨学科研究和方法论反思的中心，而勒高夫本人也在1972-1977年领导了这个日后更名为社会科学高等学院的机构。

在勒高夫执掌年鉴学派时，这一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取向似乎逐渐边缘化。法国以福柯为首的新思想家群体，迅速席卷了西方学术界；强势归来的传统经验主义也对年鉴学派风格的史料处理与历史叙述颇有微词。在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等人的协助下，勒高夫在1974年主持编撰了《从事历史》（Faire de l’Histoire），以三卷本的形式呈现了完整的“年鉴风格”历史编撰模式，并明确了“新史学”（nouvelle histoire）的核心诉求。年鉴派的第三代更倾向于自称“新史学派”，勒高夫概括的关键词包括大跨度、结构性、历史人类学、人类精神、物质文明、边缘人群、形象和想象。具体来说，史料来源的多样化、叙事结构的文学化、在宏观架构中呈现微观的历史形象是新史学研究的核心特征。

勒高夫并不喜欢中世纪这一名词，因为欧洲的中古时代并非两个辉煌时代之间晦暗逼仄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说，希腊、罗马文明只有通过中世纪时期的保存和再度诠释，才真正与西方文明发生实质性的关系。

勒高夫特别强调要以中世纪人们的眼光和思维来看待他们的世界，不能过分突显我们时代的后见之明。在1956年出版的《中世纪商人与银行家》中，他充分利用了历史上的“告解指南”，通过各个时代不同的告解规训来考察教会对商业活动尤其是金融借贷活动不断变化的观点。此外，勒高夫的作品中还具有极强的社会关切。他说：“当我面临现实世界的一些问题时，尤其是战争和暴力活动，我常常会回想起中世纪的历史；然而，中世纪的历史并不为这些问题提供答案，反而是现实中的经历使我能够更为真切的理解中世纪历史。”

在中国学界极有影响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一书，也是从社会结构变化和个人身份认同的迁变来切入命题。大学的出现使教师团体形成了与商人行会相类似的组织，而且当时高度的国际化也使不同思想碰撞交织出新的思想。12世纪以来，随着翻译运动的迅猛发展，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给以天主教神学为主导的大学和学术研究带来了新的冲击。这种异质思想的传播受到了教会当局的打压，许多神学家因此受到审查，甚至被停止授课。

然而，一旦思想的亮光被点燃了，就永远无法再逼迫人们重新回到黑暗之中。每每回味《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总不禁掩卷沉思，微微感叹世界大势终究不可逆转。

勒高夫对中世纪的基本理解，在上述两书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1981年出版的《炼狱的诞生》则从概念史入手，探讨“炼狱”产生的社会背景和神学脉络，及其对天主教世界的深刻影响，并呈现出了非凡的洞察力与文献驾驭能力。对于圣路易和阿西西的圣方济各的研究，可以视为对年鉴派“不重视人物研究”这一标签的回应。勒高夫强调，人物研究要体现出“全面历史（或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的意义。比如像圣路易和方济各这样的教会圣人，除了各种圣徒传之类，是否还能建构出一个更真实的形象，并将这个人放入他所在的时代当中？他总是对文献抱有极为谨慎的态度，常常告诉学生，那些写下的东西，往往更多地是在编造一个谎言而非真相。

炼狱的诞生

勒高夫的精神底色塑造于法国被德国占领时期，早期学术生涯起步于冷战刚刚开始的欧洲，中年的学术研究又被60年代的思想和社会风潮所影响。勒高夫的作品不仅展现了一个中世纪史学者的专业研究，也极为深刻地结合了他对当下社会的思考。此外，我们能看到他对自由的推崇和对“欧洲”的执着，而他对中世纪时期大学、城镇、宫廷以及国王、知识分子、高利贷者、教士们的研究，都体现出他试图在历史书写中呈现自己所珍视的人类体验与价值观念。值得注意的是，勒高夫的著作在80年代开始受到空前关注，而这恰恰也是欧洲重新走向一体化的进程。

勒高夫将历史研究视为一种乡愁，而乡愁是一种与死亡的对抗。历史研究正是呈现了这种过去与永恒之间的张力。愿他的灵魂能继续在他热爱的土地上游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