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入狱后拒不服从，对看守说：我没什么遗憾，我完成了要做的事

1976年10月7日凌晨，秦城监狱灯火未熄，看守押着“特别犯人”江青步入审查室。这一天，距离毛泽东逝世整整一个月。她抬头扫了眼墙上的时钟，神情麻木而冷峻。

几分钟后，记录员听见她喃喃一句：“我没什么遗憾。”声音不高，却透着倔强。又一句随后冒出：“该做的，都做完了。”拘押生活由此开场。

江青何以敢言“无憾”？得从1934年的上海影都说起。那年，她仍叫蓝苹，灯光下唱戏拍片，男女纠葛闹得满城风雨。影评人只留一句评语——“漂亮，却不安分”。

日军炮火逼近，舞台暗淡。1937年底，她辗转抵达延安中央党校。康生见到同乡笑道：“老乡，革命需要人才。”这句话，给她保留了一张通往权力中心的门票。

演一出好戏，是她的看家本领。《打渔杀家》在延安上演时，她把桂英唱到撕心裂肺。台下的毛泽东连连鼓掌。幕间，她冲到后台卸妆，又递手帕又递笑容，精准抢镜。

之后的课堂，她总选第一排。衣领熨得笔挺，发带鲜亮。照片塞进毛主席的笔记本，成了无声的自荐。烈日难遗，江青仍披缎面披肩，只为格外醒目。

1940年秋，两人婚讯传出，组织特批“不得干预政治”，伏笔由此埋下。建国初年，江青暂时收敛，织毛衣做湘菜，“好妻子”角色维持十余年。

1950年代末，形势骤变。大跃进余波未平，她捕捉到契机，频频现身文艺座谈会，挑剔样板戏脚本。有人背地咬牙，却无可奈何。

1961年庐山合影配诗“无限风光在险峰”，外界读出浪漫，她读出的却是尚方宝剑。凭借诗与照片，她重返聚光灯。

真正推门而入的，是林彪的助攻。1966年，她主动登门：“首长，军队的文艺工作该插队了。”林彪回应：“你政治感很强。”一句话，换来“全军文化顾问”头衔，行政级别跳升四级。

权力握在手，便不再松。她审剧、审报纸，甚至过问演习口号。“样板戏要上天安门”，成为不可质疑的命令。被批导演私下感叹：“她盯我像盯镜头，一秒不放。”

高峰与深渊相邻。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安全局迅速隔离江青。十月清晨，她被押上吉普车。“去哪？”江青低声发问。警卫冷冷回应：“组织有安排。”短短一句，宣告另一场风暴。

审讯时，她情绪翻飞。1980年法庭，她对公诉人大喊：“材料不全，再找！”得知“四人帮”排名自己仅第三，她猛然起身：“我才该排第一！”

死缓执行期间，她三次自杀未遂。筷子插喉、袜子成绳、头撞墙，无一成功。更尴尬的，是偷藏肉包被当场喝止，尊严崩塌。

1983年1月，刑期改为无期，她仍抗命。墙上出现粉笔字：“不怕杀头。”看守责令擦除，她冷笑不语。写给昔日同僚的信只有寥寥数语：“还会再见的。”

1991年5月14日清晨，北京西山寓所传来消息——江青自缢身亡。外界议论纷然，有人叹其凄凉，有人骂其固执。然而那句“我已完成要做的事”，依旧钉在卷宗深处。

从上海银幕到延安窑洞，从样板舞台到法庭囚笼，她的轨迹是一条倾斜的斜线。野心让她爬升，亦让她坠落。成败自负，遗憾与否，无从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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