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9日拂晓,上海法租界的晨雾还没散,茶楼里就炸开了锅——阮玲玉服安眠药殒命。街头巷尾都在追问:是谁把电影皇后的生命推向绝境?一块块手写招贴板把名字写得醒目——唐季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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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玲玉的葬礼人山人海,送葬行列延绵数里。人们对唐季珊指指点点,却很快被新片上映和报纸上的绯闻吸引。很少有人继续追踪这位“富家公子”的后来轨迹,更不清楚他再婚的对象背景同样跌宕。
唐季珊原是广东香山富商之子,曾在香港做布匹生意,靠家族产业穿梭沪港。他自诩“懂女人的心”,先后缠住影后张织云、银幕新星阮玲玉,留下满城花边。阮玲玉去世后,他依旧出入舞厅、赛车俱乐部,日夜笙歌。有人曾当面质问:“唐先生,你真的后悔吗?”他手执高脚杯,笑而不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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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光转到1947年,唐季珊在香港出现一位新伴侣——王右家。许多人只看见她的珠光宝气,却忽略她更早的情感经历。若追溯到1938年的南京路沙龙,就能遇见另一位主角:罗隆基。
王右家1917年出生于天津商贾之家,十七岁赴美留学,英文流利,钢琴八级,为人爽利大方。一九三八年冬,她从旧金山抵沪,在一场艺术讲座上邂逅了罗隆基。那时的罗隆基刚从英国回国,是著名经济学者、民盟核心人物,谈吐锋利、气场逼人。两人对视不过数秒,便互换名片。《申报》记者后来回忆说:“那天罗先生眼里的光,好像钨丝电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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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罗隆基已有家室。面对友人劝阻,他却一句“感情无罪”,语气斩钉截铁。随后是连绵不断的手写英文情书,从华山路的书桌飞到霞飞路的公寓。“Dear Grace, You are the morning sunshine”——第一封信的开头至今仍被博物馆收藏。
1939年初,罗隆基同妻子张舜琴协议离婚,王右家也单方面解除与未婚夫的婚约。婚姻登记处外,二人手挽手,笑得意气风发。然而情书终究不是保险箱。1943年晚秋,王右家翻出抽屉里厚厚一叠信笺,写信人却变成自己最好的闺蜜杨云慧。那夜她穿着庆祝结婚纪念日的新旗袍,手里的香烟一直烧到指尖。她没有哭闹,只留下一封写着“各自珍重”的字条,转身离家。
接下来是一场漫长的追逐。罗隆基先到成都,再到昆明,甚至托朋友在重庆码头拦人,都没换来一次见面。1946年,王右家漂泊到印度,随后落脚伦敦,用挂号信寄去离婚文件。此后,二人再未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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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外界猜测她是否会再婚时,1947年底王右家与唐季珊同时现身九龙半岛酒店。唐依旧擅长甜言蜜语,“我只缺一个可以谈心的太太”——据说这句话让王右家勾起了同病相怜的错觉。翌年春,两人在香港圣约翰教堂低调登记,这已是唐季珊的第五次婚姻。圈内有人打趣:“一个被花心男子坑过的女子,又嫁给了花心的男子。”
1950年,岛内局势骤变,唐季珊携妻移居台北。起初日子富足安稳,王右家陪他打高尔夫、逛赛马场。可惜好景难长,唐旧态复萌,常在酒吧与舞女勾肩搭背。1962年,一个雨夜,王右家坐在家门口的老藤椅上,看着丈夫醉醺醺跌进客厅,只淡淡说了句:“我出去几天。”她再度离家,而且再没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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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3月,台北民生医院病房里,一位中年女士因脑血管意外陷入昏迷。陪护记录写着:“王右家,入院当天智能清晰,次日清晨未再醒来。”唐季珊赶到时,她已注射强心剂无效。病历夹里夹着一张照片,拍摄于1939年春天,她站在苏州河边微笑,身旁是罗隆基。照片背后潦草写着一句英文:“Love was real.”
唐季珊晚年独居,高尔夫球杆落满灰尘。有人问他最难以释怀的往事,他沉吟良久,只说了一句:“她们都比我勇敢。”随后转身,未再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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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段情史起落,串联起繁华与萧瑟。阮玲玉、罗隆基、王右家、唐季珊——名字被时代的风吹散,却也留下清晰的年轮:1935年的惨白灯火,1943年的破碎誓言,1948年的十字架宣誓,1967年的医院长廊。故事没有终场锣鼓,只剩报纸泛黄,胶片褪色,人心暗潮汹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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