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未来：一种并非经济学的评估

这是一个怪圈，无论是学者层面，还是政策层面都很清楚，经济走出下行压力的关键在民营。现在强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话说的很有人民性，问题是怎么提高？85%的就业在民营，一亿七千万的民营市场主体是主力，如果民营经济失去了信心，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就成了纸上谈兵。

理论与现实存在一种背离。

2023年以来，政策一直在努力重建民营经济的信心，成立了民营经济专管局，全球独一无二。贡献了“56789”的民营经济，本是中国经济的底盘，却成了一个需要受保护的群体。于是，又有了《民营经济促进法》，今年还召开了最高级别的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尽管政策导向如此明确，市场却未做出应有的响应。

2015年，民间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为65.1%，而短短十年间，到2025年已降至48.5%。这与民营经济“56789”的贡献率不相匹配，也与GDP增速不协调，说明民营企业失去了扩表的冲动，目前的投资主要是维持再生产。

那么，就要问一个为什么：民营经济到底遭遇了什么？

有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也都是学者不愿触碰的。

第一个问题：民营经济为什么失去信心？

这个问题从未被真正说清楚。历史是有记忆的，改革开放也是有记忆的。姚洋曾提出，2018年标志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是对改革开放后二十年的“纠错”。那么，谁来解释错在何处？是“左”的错误，还是“右”的错误？

第二个问题：谁来定义民营经济的生命周期？

政策称民营经济是“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这是积极的表述，赋予了民营经济百年的生命周期。但与此同时，这也是一种隐性约束——百年之后，民营经济又将如何？

对民营企业来说，生命周期成了“模糊数学”，又怎会做“耐心资本”，自当赚钱为王，赚了就走，伟大的小企业将失去理想，失云张维迎所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

第三个问题：谁来定义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这涉及二元经济结构问题。

哪些行业对民营开放，哪些不开放，往往以所有制为锚定。这有一定合理性，但也存在错位。附属的负面清单从过去的117项减至106项，这样的微调并不具有导向性意义。

第四个问题：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学界长期争论“有为政府”还是“有限政府”。林毅夫主张有为政府，这没有错，政府当然应积极作为，特别是在降低制度成本方面，一定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张维迎主张有限政府，也没有错，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可以选择无为，因为人算不如天算。但问题关键不在于“有为”或“有限”的概念辨析，而在于政府应在哪些方面有为，在哪些方面无为。

仅从民营经济的经营环境来看，政府的边界应是法治：法无授权不可为。

在非税收入方面，有多少属于法无授权？如果行政权跨越市场规则边界寻租，就构成超额制度成本，这往往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民营经济面临如此多困境，其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认为中国经济复苏可以不需要民营经济，仅靠国有企业就行，那就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