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山铭与学科裂谷：跨学科与人文学的再自省

引言

昆仑山铭事件的争论已经结束，它曾以一种罕见的速度和广度，在学术界和公众之间扩散。碑铭真伪的判断一度成为全民公投式的知识游戏：从考古学、历史学到金石学和地质学，各个学科都拿出了自己的证据、方法与结论，仿佛谁能最先说服对方，就能重新定义真相。然而争论愈激烈，冲突和矛盾愈大，愈暴露出令人担忧的现实：我们正在失去在共同语境中讨论同一问题的能力。

石刻照片。图片来源： 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

每个学科都在努力地证明自己看见了真相，但这些真相并不能互译。它们彼此平行，常有排斥。在这样的情形下，昆仑山铭变成了一个多学科视野的交汇点，也是多学科误解的集中地。这也折射出跨学科研究的弊病，人文与理工，乃至人文学科之间各取所需，鲜少发生真正的交汇。

昆仑山铭的真伪已经得到了结果，但它引发了一个值得追问的问题：我们究竟在用怎样的知识机制认识世界？当每个学科都在捍卫自己的方法论主权，真伪之争就不再是关于事实，而是关于权力。谁有权定义何为证据、何为可信、何为知识。碑铭成为了一个镜面，映照出学术内部的结构性紧张：专业化带来了深度，也带来了封闭。

一、学科的视野与盲区

在昆仑山铭事件的讨论中，地质学、考古学、历史学与书法（金石）学各自出场，每个学科都以自己的方法捍卫真理，但其指向的并非同一个问题。

在地质学的讨论中，最先被提及的是风化条件。公众普遍认为：在昆仑山一带的气候环境下，历经两千年仍保持清晰字迹的石碑，几乎不可能存在。然而地质学家给出了不同的解释：该地区的风化速度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剧烈，石质坚硬、气候干燥，一两千年仅形成浅层风化是完全可能的。对他们而言，碑铭的真假并不首先取决于文化意义，而在于岩性与环境的理性判断。真伪之争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地表演化问题。

历史学界的声量最大，也最早吸引了舆论。辛德勇教授依据先秦史的文献传统，直接判定这块碑铭为后人伪造，并称这一判断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他的依据并非实物，而是文献逻辑：按照现有史料记载，不可能存在与碑铭所述内容相符的历史语境。虽然辛德勇并未提供直接证据，但许多历史学者认同这种思路——他们认为从文字记载角度，这件事说不通。在他们看来，碑铭的出现本身即是一种文本上的不合理。

考古学者的回应则更具方法论色彩。一位知名考古学学者指出，这本质上是考古发现的真伪性问题，应由考古学自身的方法加以验证。他强调，考古学是有主体性的学科，不能被历史学或金石学的标准取代。考古学的判断体系建立在遗存与环境的关系上，它在研究物质遗存中极有经验，具有物的第一视角，也正是这种方法的自信，在某种意义上显露出学科的防御姿态——一种划定疆界的冲动。

金石学和篆刻学的研究者从美学与传统文献的角度介入，关注文字形制与笔意、刀法、结构与风格等年代特征。这样的判断方式被部分其他学科学者视为“后人的解读”，但碑铭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是书写、记忆与物质并存的产物，不可能被任何单一学科垄断。

这四个学科构成了四种知识的时间：地质学的深时、考古学的相对时、历史学的文献时、书法学的风格时。它们都在追问“真”，但它们的真实指向不同的世界，在语义上相似，却难以互译。当讨论昆仑山铭时，各方都在谈论自己的证据，却没有人能在同一语言体系下讨论“什么是证据”。

于是，看似跨学科的对话，实则是多重独白。

互盲，是当代学科间的频发症状。每一种信念都自成体系，也彼此封闭。昆仑山铭之争因此成为一个象征：它让我们看到，在多学科研究的名义下，我们或许只是同时发声，却未曾真正彼此理解。

二、学科间断裂与理性多元化

碑铭之争表面上是学科观点的分歧，实质上揭示了当代学术体系的深层症候：不同学科在同一对象面前失去了对话的可能。要理解这种断裂，或许必须回到科学哲学关于理性演化的讨论，因为我们所看到的正是理性内部的多重张力：一种在“何谓科学”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史。

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中首次提出“范式”（paradigm）的概念，认为科学的发展是范式间的周期性断裂。每一套范式都形成自己的世界图景和判断标准，当新范式取代旧范式时，科学共同体的认知方式也随之重构（Kuhn 1962）。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揭示了科学内部存在的语言边界：不同的学科、甚至同一学科中的不同传统，都在以不同的“世界假设”去组织事实。昆仑山铭真伪之争的本质，正是这种不可通约性在当代的再现，各个学科的分别举证之间并不存在可直接比较的验证语言。

库恩的断裂理论并未直接回答一个更细致的问题：如果科学的演进不是单线性的，那么不同理性体系之间是否仍有某种可通的结构？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纲领”的概念，用以解释科学的演化不仅依赖证据，更依赖核心假设的延续性（Lakatos1978）。当旧的研究纲领遭遇危机时，它会通过辅助假设的修补继续维持活力。若将此思路移用于当代学术结构，我们可以看到各学科在面对跨界对象时所展现的典型特征——学科自身通过“防御性扩展”维持自身的理性一致性。换言之，学科的封闭性是理性的自我保护机制。

但若科学的生命在于不断地演化与修补，那么“统一的科学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在《反对方法》中彻底否定了科学应当遵循单一理性的观念，提出认识多元主义的主张（Feyerabend1975）。他认为科学史从未遵循某种普遍方法，真正推动知识发展的，是不断出现的异端、偶然与越界。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并非制度化的真理机器，而是一种不断被社会与文化塑造的开放体系。这种多元主义为当代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最深层的理论正当性——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不应被消解，而应被理解为知识系统维持活力的必要条件。

由此回望碑铭事件，其意义早已超出真假之辨。它所暴露的是现代知识体系本身的结构性困境：我们继承了一种以唯一理性为核心的科学观，却生活在一个理性多元、知识碎片化的时代。当历史学、考古学、地质学、书法学各自为政时，它们实际上共同构成了一幅当代理性景观的剖面，每一种理性都真实存在，但无一具有垄断真理的权力。

真正的跨学科，不应再像今天一样，理科为补充理论内容把文科的理论拿来就用，文科为了量化学遍数理方法却不学逻辑；而应该承认理性的多元性：在差异中维持理解的可能。科学哲学的发展史早已说明，理性意味着持续地协商，它并非统一的暴政。昆仑山铭事件的大讨论提醒我们，学术共同体的危机从不在于知识的分裂，而在于承认分裂之难。

石刻线描图及释读。图片来源：微信公众号光明文化记忆

三、学科之后：跨学科与人文学的再自省

昆仑山铭的讨论在学术史的语境中并不独特，放眼学界，这种讨论发生过很多次，但在知识膨胀、学科断裂日久的当下，它是一场关于学科如何自我理解世界的集体显影。当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文字学家各自依据不同证据提出判断时，我们看到的其实是当代学术体制下的一种共病：学科分化的成果——高度的专业化与方法自洽，已愈发成为理解的障碍。

自19世纪以来，科学化成为各门学科的共同理想。考古学以实证与测年确立自身的科学地位，历史学追求客观与可验证的叙事，甚至书法史也引入形式分析与实验材料学的方法。这些努力无疑强化了学科的严谨性，却也带来了一个更深层的后果：学术开始相信，真理只存在于方法的正确之中。结果是，学科的界限愈发清晰，而它们之间的语言却愈发陌生。昆仑山铭事件让这种分裂被放大到公众视野。每个学科都在用自己的语法说话，却无人能听懂他者的语言。于是我们不得不追问：当学术以科学化为目标时，人文学是否因此丧失了它的自反性？人文学是否还具备反思自身知识生产方式的能力？

哈贝马斯曾在《认识与兴趣》中指出，科学知识追求控制与预测，而人文知识的核心在于理解与自我诠释（Habermas 1971）。当学科普遍朝向科学化，人文学被迫在准科学与无用性之间摇摆。结果，它不再以理解人类经验为核心，而变成了在方法上模仿科学的次级科学。考古学者借助地质学的实验逻辑来验证文物真伪，历史学者用语料数据库建模分析史实，文字学者以材料科学判定碑铭的可能年代——这些操作当然合理，但我们也必须问：在科学化的路径中，谁还在询问“我们为何要理解这件事”？

换句话说，科学化让学科获得了客观性，却同时剥离了它们的意义维度。当代的学术争论往往已不再关乎思想，而是关乎方法的优越。不同学科之间的冲突，本质上仍是不同证据合法性的冲突，而不是不同世界观的对话。然而，人文学的价值恰恰在于这种自反能力，它并不满足于给出答案，而是不断追问提问的方式。一个真正的跨学科者，不是同时掌握多种方法，而是能够在方法之间保持自觉与反思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跨学科的真正挑战并非技术层面的合作，而是如何重建“人文学的共同语言”：一种能在不同学科间通行的解释伦理，一种能在科学化语境下重新找回意义的问题意识。

也许我们必须承认，今天的跨学科更多是一种姿态，而非现实。但正如科学哲学家伊莎贝尔·斯滕格尔斯（Isabelle Stengers）所言，科学不该是一种支配世界的知识，而应是一种在复杂世界中共同思考的实践（Stengers 2000）。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整合学科，而在于恢复学术的人文气质：让不同知识形态重新具备对彼此的敏感、谦逊与想象力。

昆仑山铭的争论已经有了一个结果，但每一场学界的大讨论都会不断生长，它的意义恰恰在于，让学术集体地照见了自身的结构，那种在科学化与人文性之间摇摆的紧张；也生长成为学界与公众、学科与学科之间的桥梁。我们也可以重新理解学术的伦理：做真正的多学科学者，用跨学科的方法，去共同维护理解的意图、提出包容的倡议。

参考文献

Feyerabend,Paul.Against Method:OutlineofanAnarchisticTheoryofKnowledge.London:Verso,1975.

Kuhn,Thomas S.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

Lakatos,Imre.TheMethodologyof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s:PhilosophicalPapers,Volume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

Habermas,Jürgen.1971.Knowledge and Human Interests.Boston:Beacon Press.

Stengers,Isabelle.2000.The Invention of Modern Science.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