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要在中亚最混乱的吉尔吉斯斯坦投资？

在中国的对外决策逻辑中，无论他国合作项目的利益诱惑多么巨大，只要潜藏安全隐患，中国便不会派遣人员参与。这是巴基斯坦总理在中巴经济走廊相关讨论中，对中国海外投资理念的精准描述，亦是世界各国公认的中国投资核心原则，中国政府始终将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

通常而言，对于局势动荡的国家，中国宁可舍弃巨额潜在利益，也不愿大规模开展投资。但凡事皆有例外：部分国家即便国内安全局势欠佳，依旧赢得中国投资的青睐。例如恐袭频发的巴基斯坦，抑或是局势动荡的吉尔吉斯斯坦。

这个曾被西方媒体冠以“中亚民主典范”的国家，为何如今沦为中亚最混乱的区域？它又对中国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能成为中国投资的“特例”？

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名中，“吉尔吉斯”意为“山里的游牧人”，“斯坦”指代“土地”。从主体民族构成看，该国是以吉尔吉斯族为核心的民族国家。但其国家构建并未伴随民族意识的自主觉醒，而是在苏联推动下，从部落社会直接迈入现代国家形态。中国国内的吉尔吉斯族另有译称“柯尔克孜族”，含义同样是“山里的游牧人”。可见，吉尔吉斯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其高流动性和松散的社会组织结构，难以自主凝聚为统一国家；加之境内多山地貌，不同部落间联络受阻，共同的国家意识更难培育。

古代中国王朝强盛时期，虽曾多次将吉尔吉斯地区纳入版图，但受制于交通条件，实际管控范围有限。对这一远离中央核心区的地域，朝廷仅能实行羁縻统治，并未推动吉尔吉斯民族国家意识的形成。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近代：沙皇俄国迫使清朝割让吉尔吉斯地区后，即便对当地进行初步建设，局面仍未发生根本改变。

1917年十月革命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抵御旧势力反扑，迫切希望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为拉拢包括吉尔吉斯族在内的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提出“民族自治”口号，这恰好契合了长期受沙俄压榨、且在全球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爆发过反俄起义的吉尔吉斯族的诉求。于是，在南部地区矿业工人引领下，吉尔吉斯族投身苏维埃革命浪潮，与其他起义的中亚民族共同建立突厥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待苏维埃政权稳定后，依据民族分布格局，1924年对突厥斯坦进一步划分，最终形成如今的中亚五国版图，吉尔吉斯斯坦也在此过程中正式成为独立政治实体。作为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秉持共同繁荣理念，并未放任吉尔吉斯斯坦这样的偏远落后地区自流，而是通过行政手段与国家力量强力推动当地发展，为仍处于游牧社会的吉尔吉斯斯坦奠定了相对坚实的工业化与现代化基础。

但这种外力驱动的加速发展，也让吉尔吉斯斯坦不可避免地遗留大量部落时代的问题：许多中基层干部由原本的部落首领直接“转职”；此外，在划定自治共和国边界时，苏联为彰显公平、防范加盟共和国独立，将乌兹别克人聚居的费尔干纳盆地划出部分区域纳入吉国境内，这直接埋下吉国与邻国的边境争议，以及国内民族冲突的隐患。

苏联时期，凭借中央政府的统筹协调与兜底保障，吉国的各类问题并未凸显：与邻国的纠纷、移民引发的民族矛盾，均由苏联中央出面调解；基层的旧社会遗留问题，也随经济、社会与文化教育发展逐渐淡化。遗憾的是，未等吉尔吉斯斯坦彻底消化这些潜在矛盾，苏联便在美苏争霸中耗尽国力。20世纪80年代，苏联社会经济陷入停滞，俄罗斯族与各少数民族的矛盾集中爆发，各加盟共和国纷纷谋求独立。

1990年12月，吉尔吉斯斯坦发表主权宣言，但当时的吉国虽追求主权，仍愿加入戈尔巴乔夫倡导的主权国家联盟，1991年3月的全民公投中，超94%的吉国公民赞同保留苏联。直至“8·19”政变后苏联名存实亡，吉尔吉斯斯坦才正式宣告独立。

独立后，苏联时期被掩盖的隐患逐一爆发，成为引爆国家的地雷，因边界划分问题，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关系长期紧张，边境冲突频发，直至2024年才与两国完成划界谈判；国内不同民族为争夺资源爆发的冲突，严重破坏社会稳定，为极端主义提供滋生土壤，甚至威胁民主政权的存续；部落政治遗留则导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观念根深蒂固，公权私用、贪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且不同部落的利益冲突常投射于政坛斗争，使得吉国政治局势格外动荡。

不过，边境冲突、民族矛盾、部落政治残余并非吉国独有，其他中亚国家也面临类似问题，为何吉国情况格外糟糕？这需从其中亚民主典范的称号说起。

独立转型期，其他中亚国家要么由独立前的第一书记转职掌权，要么靠武力上位，建立的多为威权统治；唯有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南方势力的第一书记与代表北方势力的部长会议主席针锋相对，最终无人能当选总统。各方妥协之下，推举此前未涉足政治的民主派人士，原科学院院长阿卡耶夫上台。

阿卡耶夫既无权威根基，也无执政经验，却执意推行民主化与自由化改革，最终将分权制衡异化为部落分立。发现民主导致议而不决后，他又试图收拢权力，大肆任命北方部落亲信，引发南方部落强烈不满。眼看吉国南方势力异动，在民主化改革期间大量涌入的NGO非政府组织立刻推波助澜，协助反对派发动郁金香革命。

原本吉国南北方势力便势均力敌，否则也不会让阿卡耶夫捡漏上台，此次南方有美国背后支持，最终成功推翻政府。这场成功对吉国而言，无异于打开潘多拉魔盒，此后，各方势力对利益分配不满时，都会试图通过暴力街头政治推翻合法政府。在吉国出现能压制各方的强势力量前，这种乱象难以平息，而吉国显然暂无此类实力。

如此混乱的社会政治环境，对投资而言无疑是巨大障碍，国际资本因此对吉国避之不及；即便有资本愿冒险，还需面对俄罗斯不愿中亚后院受外部势力染指的阻挠。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吉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竟是自身经济也捉襟见肘的俄罗斯。

然而近些年，中国对吉国的投资持续攀升，2019年中国已成为吉国最大投资来源国。众所周知，中国对外投资一贯将安全问题列为首要考量，而吉国的混乱局势显然不符合常规标准。吉国能让中国破例涉险，甚至顶着俄罗斯压力加大投资，关键在于其地缘位置的特殊性：中亚地区是亚欧大陆的核心连接枢纽，是贯通亚欧大陆的关键走廊，而吉尔吉斯斯坦正是这一走廊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节点。

中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若想进一步走出去，必须打通这条战略通道；而吉国既是距离中国最近的中亚国家之一，又是局势最混乱的国家，尤其需要中国通过合作加以经营。中国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深知“经济向好则社会矛盾易解”的道理，因此选择通过助力吉国发展经济改善其局势。这些努力已初见成效：近些年吉国经济实现高速增长，社会政治局势较此前明显稳定。

但这份稳定仅是相对过去的糟糕状况而言，从整体看，吉尔吉斯斯坦仍面临局势动荡、政府腐败横行、政治矛盾尖锐等问题，风险随时可能爆发。中国的中亚战略经营，依旧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