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个刚刚分娩的女人，指着她刚出生的女儿吼“抱走”

1898年5月4日，一个刚刚分娩的女人，指着她刚出生的女儿，大声说道：“快把这个灾星抱走，我不要见她！”
她的声音是哑的，又尖又狠，像被什么东西勒住了喉咙，但还是不顾一切的吼出这一句，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屋里瞬间安静下来，只剩下裹在破棉布里的婴儿，扯着嗓子哭，哭得像是知道自己从出生那一刻起就被判了“死刑”。
接生婆手一抖，差点把孩子摔了，她小声问：“真不留啊，是个女孩儿，挺好看的……”
“我说抱走你听不懂吗？”产妇咬牙切齿地说，“今天是我娘的头七，她一口气没上来，尸体还没下葬，结果我就生了这个……晦气东西！”
她的名字叫黄淑仪，后来才被世人记住为“庐隐”，但在她出生那天，她甚至没有资格拥有一个被家人期待的名字。
她母亲是个守旧的女人，信风水、信命理，更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那一套，她坚信，自己母亲的死，跟这个孩子有直接关系。
因为产前刚知道要生的是个女孩，接着娘就没了命，命硬、克亲、带煞，这些词像石头一样砸在她脑子里，砸得她连看都不想看这个孩子一眼。
就这样，庐隐被塞给了奶妈，从出生起，她的存在就像是个“错误”。
三岁那年，她高烧不退，眼看要烧成傻子，奶妈吓得赶紧把她送回家，想让亲妈看看孩子命悬一线是不是就肯心软。
结果她妈连门都没开，只说了一句：“她要死，就死在外头，别脏了我这门槛。”
那一晚，庐隐在乡下一个老太太的破屋里晕了三天，等醒过来，烧退了，命捡回来了，但她已经学会了一件事——她是没人要的。
1903年，她跟着母亲去了北京，去投奔外祖父家，别以为城里人就开明，她刚到那，就被安排在角落的小房间里，连床都是临时拼的。
她想上学，母亲一句话：“你姨娘都没读过书，你读什么？”最后，她拜了姨母为师，识字、背诗、算数，都是在一张破桌子上学的。
冬天冷得手都伸不出来，她用嘴哈气，把手指头暖一暖，再继续抄生字。
那时候她就明白，别人家的孩子是被拉着跑，她是自己推着走，1908年，她被送进了一个教会小学——慕贞学院。
表面上看，她算是走运了，能进洋人学校，穿制服，学英文，拿笔写字，可没人知道，她脚上长疮走不了路，肺管破裂吐血不止，嘴唇总是干裂出血。
她最怕的是朱太太——那个带她信宗教的美国女人，朱太太说：“你是上帝的孩子。”可她心想，上帝的孩子能这么苦吗？
但她还是信了。不是信上帝，是信那个说她不是“灾星”的人，就算是短暂的慰藉，她也愿意信。
等到她长大点了，懂事了，开始写字、写小说，她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像她自己，孤独、敏感、被冷落，却还在死撑着往前走。
她的第一篇小说叫《一个著作家》，那是1921年，北方的冬天冷得人走路都打颤，她把稿子塞进信封，寄出去的时候，心里想着：“只要有人看，就够了。”
可是她写的不是别人爱看的那种故事，太真实，太苦，太像她自己，有人说她矫情，有人说她“写自己写得太用力”，可她不在乎。
她说过一句话：“我就是喜欢玩火，我愿让火把我烧成灰烬。”她的第一段婚姻，是跟一个有家的男人，结婚那天，她穿着白衣服，眼神却空得像没睡醒。
婚后没几年，男人死了，死于肠胃病，走得安静也走得突然，她守着那张床，像守着一个又一次证明——她命硬，克夫，灾星。
可她不信这个，她偏要再婚，这一次跟一个比她小九岁的清华学生，两个人去了日本，住在东京郊外的破房子里，白天写字，晚上互相取暖，她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幸福，结果她怀孕了。
1934年5月13日，手术失败，高烧不退，血止不住，她死在了产床上，年仅36岁。
临死前，她把全部的作品交给丈夫，说了一句话：“把它们放进我的棺材里。”
她活着的时候，一直被说是“灾星”，死后，她的作品一个个被翻出来，被人排队买，被人拿去研究、出版、追忆。
她的笔名叫“庐隐”，意思是——庐山隐者，一个谁都看不见的存在，你说她是灾星，可她用一支笔，写出了几代中国女性的困境与挣扎。
她从出生就被赶出门，却活成一把火的人，她烧完了自己，照亮了后来无数个像她一样被说成“灾星”的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