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的秋风,带着北方县城特有的干爽,吹过水利局灰扑扑的办公楼。我叫钱盛,在这儿当科员刚满三年。办公室里永远飘着茶叶和旧报纸的味道,老同事们捧着搪瓷缸子侃大山,日子像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走得规律又乏味。直到刘娟来当副科长,这潭静水才算被搅起了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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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比我大三岁,是公认的“局花”。乌黑的头发烫着当时最时兴的波浪卷,常用素色发带束在脑后,露出光洁的额头和亮得像秋水的眼睛。工作时她雷厉风行,汇报项目条理清晰,可私下里却温和得很,帮我捡掉落的文件时,发梢扫过手背,会留下一缕淡淡的香皂味。我知道自己和她隔着层级,也隔着家境的差距,只能把这份心思藏在每次汇报工作的紧张里,藏在偷偷望向她办公室的目光中。
改变发生在那个周六的集市。母亲催着我买过冬的棉花,我蹲在土鸡蛋摊前挑拣时,一团火红突然撞进视线——是刘娟。她穿件红色格子外套,提着装满青菜豆腐的菜篮子,在萧瑟的秋景里像团暖火。我们同时愣住,她先开了口,声音里带着惊讶,脸颊还泛起一丝少见的红晕:“钱盛?你也来赶集?”
我慌忙起身拍掉手上的灰,结结巴巴地应着。寒暄间,我发现她总绞着菜篮提手,眼神飘向地面,那抹红晕迟迟不散。快要分开时,她突然往前凑了一小步,声音压得极低:“钱盛,你今天……忙吗?我家下水道堵了,你能帮我通一下吗?”说完就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布鞋尖。
我的心跳瞬间乱了节奏。女领导私下请我去家里?惊讶之余,更多的是隐秘的欣喜。“没问题,我这就跟您去。”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异常镇定。她飞快地抬眼,眼里满是感激,转身带路时步子都有些急。
她住的筒子楼离单位不远,楼道昏暗,堆着杂物。打开家门的瞬间,我愣了愣——不大的房间收拾得一尘不染,水泥地拖得发亮,碎花窗帘下的小圆桌上铺着钩花桌布,书架上摆满书,还摆着个插着野菊的陶瓷瓶。空气里飘着和她身上一样的皂角香,温馨又雅致。“卫生间在那边,”她指着小门,脸还红着,“我不知道需要什么工具……”
洗手池积着半池水,老式铁管一看就是被头发堵了。“有铁丝吗?”我问。她眼睛一亮,很快找来晾衣服的细铁丝。我把铁丝弯成小钩伸进管道,她就站在门口安静地看着。狭小的空间里,她的呼吸声清晰可闻,发梢的香气萦绕鼻尖,气氛微妙得让我手心冒汗。
“通了!”当缠绕的头发被拉出,水位迅速下降时,她惊喜地叫出声,笑容纯粹又放松,完全没了办公室的距离感。我松了口气,她连忙拉我洗手,泡了杯热茶递过来。捧着温热的茶杯,我们隔着桌子坐着,办公室的上下级关系在这私密空间里变得模糊。“别叫科长了,”她忽然说,声音轻柔,“现在叫我刘娟就好。”
这个名字从我嘴里说出来,带着陌生的亲昵。我们聊起家常,我才知道她父母在邻县工作,她一个人住。话题从书本聊到电影,我发现她远比表面细腻,知识面也广。眼看日头偏西,我起身告辞,走到楼下时却被她叫住:“钱盛!”她脸颊泛红,却没躲闪我的目光:“下周日文化宫有音乐会,我多了张票,你有时间吗?”
那一刻,周围的喧闹都静止了。我用力点头:“有!”她的笑容瞬间绽放,比阳光还暖:“下周日晚七点,文化宫门口见!”
接下来的一周格外漫长。在单位我们刻意保持距离,可眼神交汇时,总能捕捉到彼此才懂的羞涩。周日晚上,我穿上最体面的中山装,提前半小时就守在文化宫门口。当她出现时,我呼吸都停了——米白色风衣配淡粉丝巾,头发披散着,衬得脸庞格外精致。“等很久了吗?”“刚到。”我撒了谎,不想显得太急切。
音乐会的旋律早已模糊,只记得昏暗的演奏厅里,她身上的馨香,还有手臂偶尔相触时的电流感。中场休息时,我们并肩站在窗边看夜景,没说多少话,却格外融洽。送她到楼下时,她轻声说:“下次我请你吃饭,算感谢你帮忙。”
我们开始了“秘密交往”。上班是恪守本分的上下级,下班就成了逛书店、看电影的伴侣。周末骑着自行车去城郊河边,她会说工作上的烦恼,我会讲小时候放牛的趣事。感情升温时,风言风语也来了——“钱盛攀高枝”“刘科长怎么看上他”。我撞见局长找她谈话,她出来时脸色都白了。
冬日傍晚,雪花飘落,我们约在常走的小路上。“单位的话你听到了吧?”她裹着围巾,鼻尖通红。“别在意。”我安慰她。“我爸妈也不同意,”她声音哽咽,“他们希望我找条件好的。”我的心沉了下去,却听见她话锋一转:“可我看上的是你的踏实肯干,是你对我的好。钱盛,你愿意和我一起面对吗?”
我反握住她冰凉的手,用力点头:“我愿意!”雪花落在我们紧握的手上,那一刻,所有压力都被心中的炽热驱散。从那天起,我更拼命地工作,主动接下水利改良项目,跑现场、查资料,经常加班到深夜。她会悄悄在我抽屉放点心,天冷时提醒我加衣。我们用行动对抗流言,也为未来努力。
1991年春天,我的项目获了市里表扬,还被评为年度先进。领奖时,我看见台下的刘娟,眼里闪着泪光,满是骄傲。那天晚上,春风拂动梧桐新芽,我从口袋里掏出丝绒盒子——用积蓄和奖金买的金戒指,样式简单,却是我的全部心意。
路灯下,我单膝跪地,声音颤抖却坚定:“刘娟,我想光明正大地和你在一起,照顾你一辈子。你愿意嫁给我吗?”她捂住嘴,眼泪掉下来,却笑着用力点头,伸出手哽咽道:“我愿意!”我把戒指戴在她无名指上,尺寸刚刚好。拥抱时,她在我怀里又哭又笑,我知道,自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婚礼很简单,只请了亲友。她的父母最终被我们的坚持打动。婚后的筒子楼里,她下班会系围裙做饭,我加班晚归时,总有一盏灯亮着。后来我们搬进了大房子,生活越来越好,可总忘不了1990年的那个秋天。
去年收拾旧物,翻出那卷生锈的细铁丝。女儿举着问:“这是什么?”刘娟拿起铁丝,脸上泛起少女般的红晕,笑着说:“这是妈妈当年‘钓’你爸爸的鱼饵呀。”我握住她的手,无名指上的戒指早已磨得发亮。
1990年的那通下水道,通开的不仅是堵塞的管道,更是我们紧闭的心门。那些最初的羞涩、慌乱与坚持,如今都成了相濡以沫的温情。原来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在平凡日子里,有人愿意陪你共渡难关,把每一个寻常瞬间,都过成温暖的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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