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印怎样才能超越中美，编织“第三种”印太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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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塔尔哈・拉蒂夫・坦特雷

编译 | 张咪咪

编译审核|张谦和 胡可怡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单敏敏 范家菀

编者按

本文运用底层地缘政治框架和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分析印度在印太方向的外交政策行动。文章指出，如果依照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视角看待印度的外交政策，就会认为其充满前后矛盾和彼此冲突。但基于底层地缘政治框架和批判性国关理论视角就会发现，印度看似矛盾的外交选择和边缘化的影响力背后，是一条一以贯之的逻辑主线，即拒绝按照由实力和联盟策略定义的中等国家预期模式行事，而是在保证战略自主性情况下，推动构建“更包容”、“更可持续”的区域秩序，力图呈现有别于美国安全化叙事与中国基础设施主导模式的“第三种秩序”。南亚研究通讯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观察家基金会

一、引言

学术界常以均势政治、民主联盟及软制衡范式解读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但这类解读往往忽略了深刻影响印度外交政策传统的后殖民意识。本文借助底层地缘政治视角，审视这些研究空白。底层地缘政治源于葛兰西马克思主义与后殖民传统，有助于分析在美国重组印太地区战略的背景下，印度如何应对自身战略处境。美国正试图通过“四方安全对话”（Quad）、“澳英美联盟”（AUKUS）等小多边安排重申主导地位，印度的反应反映出一种复杂的调整，这种调整受到历史背景、战略上的摇摆，以及地区多样性的共同影响。

外界常把印度参与“四方安全对话”解读为是在配合美国主导的印太愿景，但实际情况远更复杂。印度虽然参与海上对话、军事协同演习及供应链韧性提升等活动，却始终避免公开采取任何反华立场。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并非犹豫不决，而是如佳亚特里・斯皮瓦克所提出的“战略性本质主义”—— 即出于实际需求，有意识地参与主流话语体系。

当前全球格局下，美国呈现战略收缩态势，自由国际主义的裂痕亦日益凸显。印度正致力于在该地区确立规范性与发展性核心地位，同时避免沦为西方安全框架的附庸，而上述新变化对印度这一目标的实现产生了影响。

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是战略撤退的典型例证。这一事件不仅标志着“永久战争”的结束，也让外界更加怀疑美国是否仍有能力或意愿维持地区的长期稳定。从底层地缘政治的视角看，这场仓促而混乱的撤军不仅属于战略失误，也暴露了西方在推动地区秩序建设时所面临的固有局限。印度此前在阿富汗基础设施建设和民主进程推进方面投入巨大，却在外交层面被中国、巴基斯坦和塔利班联盟牵制，陷入被动处境。喀布尔陷落后，印度政府保持克制与沉默，这一态度表明印度正深刻反思美国承诺的可靠性。此外，美国的战略优先事项已从大规模军事行动转向针对中国的技术经济战略，这使得印度的对冲策略更加复杂。美国虽将印度视为其印太战略的关键一环，但其参与存在选择性——尤其侧重西太平洋——导致其对印度洋关注不足。

对此，印度采取分层制度化策略，具体包括扩大“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重振“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以及与海湾地区、非洲的合作伙伴开展合作。这些行动不仅是区域外联机制，更可视为弱势主体为提升韧性与冗余而采取的“底层策略”，旨在让地区稳定不再受制于超级大国的战略波动。印度还积极构建叙事，例如推出“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和“印太海洋倡议”（IPOI），试图挑战以安全为核心、以西方为中心的印太视角，并希望以基于合作发展、文明遗产与包容性增长的视角取而代之。

“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与“印太海洋倡议”（IPOI）并非单纯的政策框架，而是空间干预手段，它们将印度洋从安全化的边境地带，重新定位为合作性的文明共享空间。印度将发展安全、海洋生态及区域能力建设纳入这些倡议，以此挑战西方“安全优先”框架与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的区域主义。其中，“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通过强调集体韧性而非威慑，践行底层地缘政治；“印太海洋倡议”（IPOI）则通过推动部门模块化，允许各国在不开展战略结盟的前提下参与，进而抵制基于集团的区域主义。

美国从传统势力范围内收缩并非仅局限于阿富汗。尽管美国与海湾君主国存在长期联盟关系，但其在中东调解冲突的参与度持续下降，对于给予乌克兰长期支持的态度也日渐暧昧。这使得包括印度在内的诸多国家认为，美国的战略承诺愈发倾向于交易性质，且难以长期维系。对印度而言，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坚定了其维护战略自主性的立场，尤其倾向于通过议题导向的联盟而非僵化的集团联盟实现这一目标。

印度在新兴技术与海洋领域态势感知层面加强了同美国的合作，但拒绝认可《集体安全条约》等基础性军事协议，同时持续与俄罗斯、伊朗及中亚共和国保持交往。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试图孤立俄罗斯，印度却采取克制立场。这一立场的形成，不仅源于能源安全考量与对俄罗斯军事装备的依赖，更源于印度更广泛的地缘政治愿景——拒绝简单的二元对立。该立场与底层地缘政治的本能相符，即避免成为大国竞争的代理人。此外，印度既积极参与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等平台，又推动“四方安全对话”（Quad）倡议，这既体现印度奉行的非线性、多维度外交，也反映出后殖民国家面临的复杂局面。通过这种做法，印度打破了冷战时期的联盟政治模式，转而展现出一种更加灵活务实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源自其对西方“普世主义”长期以来的怀疑态度。

美国安全保护伞在全球南方的可信度持续下降，为印度带来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美国影响力减弱，导致海上安全、航行自由等议题难以形成统一立场，但同时也为构建新兴替代领导架构创造空间。2023 年，印度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展现的领导力值得关注，其推动非洲联盟加入G20、聚焦全球南方发展议程，体现了全球治理领域底层领导力。印度并未一味支持美国战略目标，而是借此机会倡导多极化发展框架，强调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可持续增长与公平融资。此举并非反西方，而是后西方——它试图拓展全球秩序的规范架构，以接纳历史上被排斥或边缘化的声音。

在印太语境下，这意味着印度会强调东南亚的核心作用，加大在印度洋的外交投入，并反对构建排他性安全联盟。印度所倡导的“开放包容”框架，与“澳英美联盟”（AUKUS）、“印太经济框架”（IPEF）等正在形成的技术集团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印度在东非的经济外交、在中东推进的互联互通项目（如“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以及从莫桑比克延伸至印尼的海军存在，都体现出一种后殖民语境下的空间战略。该战略超越传统区域主义，拒绝被纳入大国等级体系。因此，核心问题并非印度是否会与美国结盟，而是印度将如何构建契合其底层意识的地缘政治体系——这一体系需务实、多元，且以战略尊严为根基。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底层地缘政治和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为基础，采用定性解释性方法，考察印度在印太地区持续深化的参与情况。研究重点关注作为后殖民行为体的印度，其战略行为在话语、空间及叙事层面呈现的特征。

一手资料涵盖官方声明、政策文件如“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印太海洋倡议”（IPOI）、二十国集团（G20）宣言、印度与美国政策制定者的演讲，以及“四方安全对话”（Quad）、“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等组织的机构白皮书。

研究采用多尺度话语分析法，剖析印度如何构建其印太身份，并将该身份与西方安全化叙事、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视角展开对比。同时，通过过程追踪法分析印度对重大地缘政治事件的反应，具体包括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澳英美联盟”（AUKUS）成立及“印太经济框架”（IPEF）建立。这些事件被视作话语转折点，印度的战略沉默、矛盾态度或选择性结盟，均从中体现出其底层能动性。

研究主题并非预先设定，而是通过反复的文本分析与语境解读归纳形成。研究通过考察印度参与议题导向联盟的实践，分析其印太战略转向，发现印度的对冲策略既蕴含雄心，亦兼具谨慎。在全球日益多极化的背景下，研究还探讨了美国战略重组对印度选择性合作及规范自主性维护产生的影响。

印度构建的海洋框架，体现其战略叙事和后殖民空间特征，强调文明精神、包容性互联互通和南南合作。底层地缘政治和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可为分析印度抵制等级制集团政治，以及其基于历史认知、坚持规范自主性的外交立场提供支撑。

研究的最终分析层面，以后西方价值观、发展主权和空间多元主义为基础，重新解读印度的印太战略，而非将其简单归为被动的制衡行为。透过这一研究方法可见，印度的行为独立于大国竞争，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制衡举动，而是一种复杂的、由话语构建的地缘政治能动性。这种能动性对主导框架形成挑战，丰富了区域秩序，并在竞争激烈的印太地区确立了战略主导权。

三、理论框架：底层地缘政治

与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

底层地缘政治隶属于更为广泛的后殖民与批判性国际关系传统。它为解读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不再以主流的战略理性或物质能力为核心，而是聚焦边缘性、反抗及认知斗争等议题。这一概念对传统地缘政治中被视作理所当然的权力地理构成挑战。

吉罗德・奥图尔的批判性转向，以及桑贾伊・查图维迪对南亚问题的研究，重新构建了地缘政治分析框架，使其聚焦于空间不公与地缘政治沉默现象。这些学者推动我们重新审视行为体，尤其是全球南方行为体，在国际知识、外交及权力体系中的定位。在此背景下，“底层群体”不仅指代物质层面的弱势者或地理位置处于边缘的群体，还包括那些在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其推理方式与空间想象长期被忽视的群体。

对印度而言，其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行为，既源于其大国抱负，也受殖民统治遗产影响。上述理论框架有助于更深入解读印度的外交行为。底层地缘政治则凸显了印度所处的矛盾地位：作为具备全球抱负的地区大国，却高度警惕霸权秩序。

尽管印度与美国在防务领域开展了大量合作，且在部分海上安全问题上立场一致，但印度仍不愿完全融入西方主导的联盟体系，这一现象需从上述视角加以理解。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到，“印太地区”并非单纯描述地理空间的中性概念，而是通过战略话语构建并重塑的空间叙事，服务于特定的地缘政治愿景。

对美国而言，构建“印太地区”这一地缘政治概念，旨在连接亚洲海洋地区，以遏制中国崛起、巩固自身霸权地位。但对印度来说，“印太地区”具有多重含义：它既是战略前沿，也是文明空间、发展走廊与文化连接地带。这种差异，体现了后殖民行为体对地缘政治话语的质疑与重新诠释。印度拒绝从纯军事视角解读该地区，进而避免陷入两极对立的结构性逻辑。相反，印度所构建的空间想象，借鉴了历史上的海上联系、文化交流及包容性规范话语，并坚持自身的区域秩序愿景，而非完全沿用西方安全理论术语。

此外，将新古典现实主义纳入这一框架，并不会削弱后殖民批判的力度，反而能通过纳入影响印度战略行为的国内观念因素，让分析更趋丰富。印度视自身为文明国家的自我认知、对不结盟政策的历史记忆，以及对议题导向联盟而非约束性承诺的偏好，均属重要的观念因素。这些因素使印度的外交政策选择更显复杂，尤其在面临外部结构性压力时，例如美国期望印度强化军事合作，或中国采取强硬立场的情况下，印度需重新调整自身立场。

国内规范性偏好与外部战略压力相互作用，催生了独特的对冲策略，该策略无法简单通过成本效益分析加以解释。从这一角度而言，印度拒绝遵循“追随”或“制衡”的线性路径，这一选择反映出其与主流地缘政治理性之间存在深刻的认知差异。印度参与国际体系、加入多边安全论坛、提升与关键伙伴的协同能力，同时坚持主权决策与立场模糊性。这些举动并非矛盾之举，而是其底层处境的战略体现——拒绝按照美国主导联盟体系中对中等国家的预期模式行事。

这种混合理论框架还推动国际关系学者反思自身立场与学科边界。底层地缘政治和批判性国际关系理论强调叙事多样性、空间正义及认知谦逊的重要性，而这些价值观在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将这些视角应用于印度印太政策分析，研究关注点便从权力的物质指标或联盟构建，转向身份、自主性与话语能动性等更深层次的问题。

印度积极构建“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等概念，强调“基于规则”而非“基于权力”的海洋治理，同时加强与非洲沿岸国家、太平洋岛国及西亚地区的战略接触，这些举措表明印度正有意识地丰富印太地区的想象空间。此类行动并非单纯的政策选择，而是后殖民行为体试图构建替代性世界愿景的地缘政治主张。

底层地缘政治为解读印度的印太战略提供了更有效的分析框架，能够解释传统理论（如现实主义和民主联盟理论）无法充分说明的行为。传统理论强调物质能力和意识形态一致性，却无法解释为何印度即便与战略伙伴合作，也始终避免作出具有约束力的军事承诺。印度对发展主权的重视体现在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和“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等倡议中，这反映出一套无法简化为权力制衡的规范性议程。印度同时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金砖国家（BRICS）等西方和非西方平台，体现了一种基于空间多元主义而非集团政治的外交逻辑。这些行为并非立场模糊，而是印度围绕包容性与自主性原则，致力于重塑区域秩序的明确实践。

通过聚焦后殖民能动性、规范性主导权和对等级秩序的抵制，底层地缘政治比传统战略范式，能更精准地捕捉这种混合性特征。因此，将底层地缘政治、批判性地缘政治与新古典现实主义进行理论结合，可形成一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能够突破对国家行为的决定论解读，进而揭示驱动印度在印太地区战略行为的复杂、矛盾且有时相互冲突的动态因素。

四、印度的印太转向：

介于战略对冲与底层主张之间

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实践，为后殖民国家如何在大国博弈中保持战略自主性、避免陷入历史上曾使全球南方国家边缘化的联盟体系，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案例。印度以“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为核心的印太愿景，着重强调发展合作、文明间交流与多边制度主义。该国并非单纯基于遏制或威胁评估的视角来审视该地区，而是致力于构建一种将硬实力与软实力叙事有机融合的战略文化。这包括借助与东南亚的历史联系，将印度洋视为共享的文明空间，并突出包容性治理框架的重要意义。

这一框架与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战略形成鲜明对比。后者的构建日益围绕海洋治理安全化、供应链监管及技术军事联盟展开，而印度明确拒绝采纳这一立场，凸显出其底层地缘政治逻辑的连贯性——既避免陷入二元结盟格局，又维护自身的规范性主张与空间主权。印度对 FOIP 战略的态度并非完全排斥，而是选择性接纳：在其判断可获取实际利益的领域，积极参与合作；在可能削弱自身自主性或陷入潜在风险的领域，则主动选择退出。

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Quad）中的参与呈现显著双重性。一方面，印度积极参与“四方机制”峰会及工作组，重点围绕海洋态势感知、疫苗分配、网络安全与供应链韧性建设等领域推进合作，这些领域与印度作为地区稳定及发展负责任利益攸关方的自我定位高度契合。另一方面，即便面临其他成员国（尤其美国）的显性与隐性压力，印度始终明确拒绝推动“四方机制”向北约（NATO）式军事联盟发展。

印度的这种不情愿并非缺乏战略规划，而是源于对历史背景的深刻认知。印度警惕在新权力体系中沦为“附庸”，因为这可能与其长期秉持的战略自主原则相抵触。2020 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导致中印关系明显紧张，但此后印度在“四方机制”论坛的讨论中，仍避免使用明确的反华表述。相反，印度既继续与中国主导的上海合作组织（SCO）保持互动，同时也与中国维持复杂的外交沟通。

这种微妙的平衡行为，体现了国际关系中底层声音的主张——不通过公开宣称独立，而是在复杂的多极框架中保持能动性和影响力。这是对地缘政治叙事的一种微妙反抗，拒绝按照外部设定的框架来定义国家角色。

印度对“澳英美联盟”（AUKUS，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边协议）的犹豫态度，进一步表明其不愿卷入以遏制为目的的战略框架。“澳英美联盟”代表西方在印太地区军事存在的显著强化，核心内容是核潜艇合作及针对所谓中国“qinlue”的协同能力建设。印度虽认可“澳英美联盟”可能具备的战略制衡意义，但始终拒绝公开支持或批评该联盟。

印度这种刻意的中立立场，反映出其对“澳英美联盟”可能加剧地缘政治分裂的担忧——这不仅会威胁东盟（ASEAN）的核心地位，还会疏远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地区行为体。对印度而言，战略伙伴关系需保持一定模糊性，以确保政策灵活性。这一点在印度多样化的战略举措中尤为突出：从与美国、日本开展“马拉巴尔”演习，到与法国、澳大利亚、阿联酋达成双边军事后勤协议，印度构建起功能性伙伴关系网络，却未融入单一联盟框架。这种做法体现的是强调灵活性、韧性与多元性的秩序愿景，而非僵化的等级制度与集团政治。

印度实施印太愿景，还受到美国在部分地区战略影响力明显退缩的影响，这进一步强化了印度政府的谨慎立场。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不仅是美国地区外交政策的一次挫折，更向包括印度在内的多国传递出明确信号：美国的承诺存在不确定性。此前，印度已在阿富汗的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支持及能力建设领域投入超30亿美元，却被排除在多哈最终外交谈判之外。这一经历让印度更加坚定决心，避免在地区安全问题上过度依赖任何单一外部行为体。

同样，美国相对脱离中东冲突管理，以及对太平洋地区关注度的提升，均表明战略过度扩张往往会催生交易性关系，导致支持具有不可预测性。基于这一认知，印度选择加强与中东、东非及东南亚各类实体的双边与多边互动，构建起可被称为“自主性水平轴”（horizontal axis of autonomy）的合作网络。无论是推进“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与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达成战略协议，还是为非洲海军开展能力建设项目，都是印度为应对大国动态的不确定性、巩固自身战略立场所采取的具体举措。

印度的印太转向，还体现出其构建后西方区域秩序的更大抱负。这一抱负具体表现为印度对东盟中心地位及“环印度洋联盟”（IORA）的坚定支持，而这两大平台的核心导向正是合作安全、文化外交与可持续发展。同时，印度积极参与连接南亚与东南亚的“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这一行动既进一步提升了其推动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能力，又规避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所附带的政治包袱。

这些区域主义形态并非单纯的制度便利安排，而是底层地缘政治逻辑的具象体现。它们依托强调共同发展与分散式领导力的横向框架，以此对冲中美竞争形成的纵向权力格局。印度的立场并非对抗性反霸权，相反，它试图通过多元化、冗余机制构建及替代性规范塑造，弱化霸权效应。在海洋领域，印度对“印太海洋倡议”（IPOI）的重视，体现出其在海洋生态保护、灾害风险应对、蓝色经济推进及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决心。这些平台独立于美国战略利益，不依附其存在，为印度提供了发挥领导作用、提升中小沿海国家话语权的自主政策空间。

印度这一微妙的印太战略，无疑已引发广泛关注。越来越多寻求替代美中主导框架的行为体，开始将目光投向印度。法国将印度视作印太地区的核心伙伴，两国在战略自主与包容性区域主义愿景上形成共识。日本则调整其“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战略，以契合印度的敏感诉求与外交节奏。即便对外部干预历来持谨慎态度的东盟成员国，也开始在网络治理、疫情应对等领域，更开放地与印度开展合作。

然而，印度仍拒绝迫于压力以对抗性措辞定义其在印太地区的角色，其不将自身定位为未来冲突中的前线国家，而是平衡的促进者。这一角色既是更广泛后殖民认识论的产物，也是对该认识论的贡献。这种认识论认为，权力并非单纯基于胁迫或联盟，而是一种分散性能力，能够设定议程、构建团结并应对不确定性。

因此，印度印太立场的混合性——兼具战略自主倾向与议题导向型协作特征——揭示出潜在矛盾，这些矛盾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时或将显现。尽管印度通过拒绝正式结盟彰显战略自主，但其与美国在防务协同领域的合作持续深化，包括联合军事平台建设、情报共享协议推进及新兴技术合作开展等举措，正使其日益融入西方安全架构。这种融入状态可能削弱印度在危机时刻（如2025年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维持话语中立的能力，因为战略伙伴会对印方的立场提出更高要求。

这种紧张态势不仅源于外部，还受国内政治需求影响。文明主权与不结盟原则是印度作为后殖民国家自我认同的核心。要平衡这些矛盾，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模糊策略，这并非优柔寡断，而是一种底层的立场多元性战略：参与而不依附，结伴而不融合（engaging without enlisting, aligning without absorbing）。

印度通过以下方式维系这种平衡：对各类伙伴关系实施分类管理、推进多轨并行的制度路径，同时拒绝安全化二元对立的规范性话语。这些策略使印度能够在多极化秩序中保持自主能动性，也能适应基于具体议题的务实合作需求。本质上，这种在精准结盟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动态平衡并非固定教条，而是一种持续调整的智慧，其连贯性并不在于消除矛盾，而是在不同空间、制度及叙事层面管理驾驭这些矛盾。

五、美国战略重组：机遇还是制约？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尤其是“自由开放的印太”（FOIP）框架下的布局，标志着其为应对全球格局变化所做的审慎调整。当前全球格局的显著特征，中国的自信态势以及地区分裂趋势。近年来，通过一系列经济和安全举措，这种调整变得更加明确，包括推进“印太经济框架”（IPEF）、达成AUKUS，以及对菲律宾、日本和关岛防御态势的更多关注。

美国政府希望通过构建新的技术军事联盟，保护全球供应链、关键技术与航行自由，进而实现地缘政治转向。但对印度而言，美国构建的这一新兴架构虽提供了部分协同机会，却也因双方在实力地位、战略视野及历史经验上的不对称性而构成困境。在持续演变的印太格局中，印度身处核心位置，却始终秉持审慎立场：在利益交汇处与美国接轨，却避免在安全态势或规范理念上全面趋同——尤其是那些基于自由主义普世观或战略遏制思维的理念。

2022年以来的事态发展，凸显出美印战略协作固有的局限性。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希望印度能在对俄问题上与其统一步调，但这一期望未得到印度政府的积极回应。即便面临美国巨大的外交压力，印度仍坚持中立立场，这折射出两国在全球秩序构想上的深刻分歧。

对印度而言，其拒绝孤立俄罗斯，不仅源于印俄历史防务联系或能源需求考量，更基于对融入西方价值观联盟的深层警惕——这类联盟可能危及其战略自主性。2024 年，印度主办“全球南方之声”峰会（Voice of the Global South），并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强调全球南方的发展需求，进一步凸显两国在规范层面的分歧。

这些行动体现出印度底层的地缘政治身份：拒绝等级制联盟模式，转而支持以主权、不干涉和发展公平为核心的多元主义、议题导向联盟。尽管美国已进行一系列战略调整，但其印太战略仍常以安全化的二元对立为框架，这一框架难以被印度完全接纳。

“印太经济框架”（IPEF）的启动与初期实施，凸显了美印之间的另一重分歧。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后，将IPEF视作制衡中国地区主导地位的经济工具。该框架侧重技术监管，且缺乏市场准入相关条款，这使得多个东南亚国家反应冷淡，印度也始终持谨慎态度。印度曾参与贸易支柱谈判，但因担忧具有约束力的承诺会影响本土利益，最终于2022年12月退出。

印度对“印太经济框架”的保留态度，反映出其对外部驱动型经济治理模式的抵触——这类模式无法满足发展中经济体对政策空间的需求。尽管印度参与了该框架的其他支柱，尤其是清洁经济与供应链韧性领域，但始终坚持决策层面的灵活性。由此可见，美国的战略重组虽可能为双方提供新的合作渠道，却也可能对印度的发展目标或地区愿景形成制约。

对此，印度采取的应对措施是推动更契合自身地缘政治理念的替代性区域互联互通与安全框架。2023 年在新德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宣布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IMEC），便是典型案例。作为中国共建“一带一路”倡议（BRI）的替代方案，IMEC计划通过多式联运与数字基础设施，将印度经中东与欧洲连接起来。值得关注的是，该倡议获得美国、欧盟、阿联酋及沙特阿拉伯的支持，这一情况表明，印度当前正积极主动塑造新兴区域地理格局，而非被动应对。

IMEC强调透明度、经济可持续性与尊重主权原则，这实际上呼应了印度长期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所谓“zhai务外交”与“战略过度扩张”的批评。该走廊体现了一种边缘突破的空间策略，致力于提供一种基于多边透明机制与主权尊重的互联互通模式，这些原则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主流走廊建设中常被忽视。相较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依赖双边贷款的发展模式，IMEC更强调共同所有权与制度性多边主义，从而重新构建了跨区域基础设施合作的政治规范。它并非简单对抗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而是提出了一套以后殖民发展伦理为核心的新型走廊建设范式。

此外，印度与法国、澳大利亚及东南亚国家签署的防务后勤协议持续增多，这一趋势表明印度更倾向于灵活的非约束性伙伴关系，而非加入正式的同盟体系。这些发展态势显示，在应对美国战略重组的过程中，印度并非以从属者身份参与，而是作为区域替代方案的共同制定者，彰显其在后殖民时代的自主能动性。

从底层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印度的战略选择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传统现实主义语境下的“对冲”，而更应被视为其通过自身合法性与领导力话语，试图对区域秩序进行重新建构的积极努力。印度的印太外交，深植于在物质与话语两个层面确立规范性主权的根本诉求。无论是其奉行的多向结盟战略、在全球南方叙事中争夺话语主导权，还是积极推动合作伙伴多元化，都体现出对冷战式二元对立与等级化同盟体系的有意识超越。

美国战略重组为合作创造了空间，但谈判若失当，可能再度强化旧有的依赖格局。对印度而言，核心挑战是在选择性契合美国框架以获取利益的同时，维护地缘政治愿景的自主性与多元性；关键机遇则在于推动构建多中心的印太地区，兼容多元领导力，规避两极对抗的风险。在此动态演变进程中，印度的后殖民意识与底层地缘政治立场，不仅可作为防御性工具，更有望成为重塑更公平、更具包容性区域秩序的建设性资源。

六、战略叙事与后殖民空间性

理解印度对地区及全球秩序的认知，最有效的路径是结合战略叙事构建与后殖民空间动态这两个关联性视角。这两个概念可清晰揭示：作为曾摆脱殖民统治、且长期秉持不结盟传统的国家，印度如何借助话语塑造与空间策略制定外交政策，以此抵制霸权压制，维护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能动性。

相较于传统大国通过直接军事或经济主导施加影响的方式，印度的策略更强调规范引领与制度多元主义的价值。这一特征在印度的印太战略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印度既不支持美国主导的对华遏制政策，也不认同中国以自身为核心的“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叙事，而是另辟第三条路径——一个基于多极合作、包容性互联互通与主权平等的发展空间。

因此，印度的战略叙事并非单纯的修辞手段，而是具备实践意义的工具，有助于构建后殖民理论家所言的“反空间”，即一种挑战主导行为体地缘政治垄断的空间想象与实践。这种“反空间”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对抗性空间，而是通过对话而非教条、合作安全而非强制结盟的方式，丰富印太地区的规则与规范体系。

印度不愿屈从于战略二元对立，根源在于其对帝国强权历史的深刻认知。殖民时期，地理空间曾被用作政治统治与经济剥削的合理化依据。包括印度在内的后殖民国家，通过构建自身的影响力空间、团结协作空间，抵制这种“地图决定论”。印度提出的“区域全面安全与繁荣倡议”（SAGAR，“萨迦”倡议）便是典型例证。该倡议为海洋治理提供了非霸权框架，将安全与发展相融合，其核心源于印度将印度洋视为文明连接带而非分裂线的认知。这一立场与AUKUS的军事化倾向、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设施主导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SAGAR提出了明确的海洋空间理念：海洋不应被视作领土争夺的对象，而应成为通过集体责任治理的共享资源。印度海军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与救灾（HADR）行动，正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例如 2018 年印度尼西亚苏拉威西地震期间实施的“萨穆德拉・迈特里行动”，以及印度向马达加斯加、毛里求斯提供的快速援助。这些行动既展现了印度的海上能力与战略意图，又规避了其他海军强国在力量投送中常见的帝国色彩。

印度对国际制度的参与选择，通过精心构建的战略叙事，体现出其对后殖民空间性的影响。与美国不同。美国将AUKUS、“四方安全对话”（Quad）等小多边机制视作遏制中国扩张的工具。印度则将政治资本投向彰显区域包容性与南南合作的平台。无论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还是”印度洋海军研讨会”（IONS）、“印太海洋倡议”（IPOI），均体现出印度作为推动者而非主导者的独特参与框架。

这些平台为全球南方中小国家提供了参与议程制定的机会，而这在大国主导的权力机制中往往难以实现。例如，印度在担任“环印度洋区域合作联盟”（IORA）主席期间，始终聚焦蓝色经济、气候韧性与海上安全等领域，推动相关对话摆脱西方框架强加的安全化视角。同样，尽管印度在经济一体化进程速度、《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参与等问题上与东盟存在分歧，但仍持续参与东盟事务，这一做法体现了印度对区域中心地位及多边规范构建的尊重。这些论坛对巩固印度的后殖民行为体身份至关重要——印度虽有全球发展抱负，却始终立足于平等伙伴关系。

叙事不仅包含包容性，更蕴含反抗维度，尤其体现在对认知霸权的抵制上。印度对中国“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话语的反对，构成了一种叙事层面的颠覆，进而揭示出中国地区主义的认知根基。这一表述虽表面倡导区域自主，实则掩盖了亚洲内部的等级结构，暗含将中国置于顶端的逻辑。印度从反对英国殖民时期文明等级制度的历史经验出发，敏锐察觉这种不对称性，并以“多极亚洲”愿景作为应对。在这一愿景下，没有任何单一行为体能够主导区域领导权。

印度在各类力量集团间的平衡行为，正是这一逻辑的鲜明体现：它与中国、俄罗斯共同参与金砖国家（BRICS）合作，与美国、日本开展防务及情报协作，同时与海湾地区、非洲、拉丁美洲保持稳定外交互动。这种多向量外交，是对战略自主的审慎宣示，旨在主动抵制外部力量定义印度地缘政治属性、或强加其地区义务的企图。

不同于常因透明度不足、债务依赖问题受到批评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BRI），印度在印度洋地区推进的发展合作项目如伊朗恰巴哈尔港、缅甸实兑港项目——均以透明度、地方能力建设及政治自主为基础。印度的“邻国优先”政策，通过提供赠款援助与优惠信贷额度，彰显出对集体繁荣而非战略孤立的承诺。印度在斯里兰卡北部重建帕拉利机场、贾夫纳文化中心的实践便是典型例证：斯里兰卡历经多年内战后，这些项目不仅提供了经济支持，更推动了当地文化恢复。

这些举措本质上是一种空间层面的战略干预——其目标在于重新配置区域基础设施格局，以服务于后殖民时代的恢复性发展与互联互通，而非军事化扩张。IMEC的提出，正标志着一种符合非西方地缘经济逻辑的空间重组实践。该走廊旨在以非强制性的基础设施联通方式，将亚洲、中东和欧洲连接起来，同时在理念和实践层面对共建“一带一路”倡议（BRI）以及长期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物流体系构成有力挑战。

在印度后殖民空间性的诸多维度中，最易被忽视的是其借助数字外交重新定义地缘政治空间的实践。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这一概念，涵盖Aadhaar（印度唯一身份识别项目）、“统一支付接口”（UPI）及其他可扩展数字解决方案，已成为全球南方数字主权建设的可输出框架。印度在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提议将数字公共基础设施（DPI）确立为全球公共产品，这一举措不仅具备技术层面的价值，更蕴含深远的战略意义。

这一倡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地理层面的替代方案，助力其摆脱硅谷的垄断与中国的监控资本主义，进而维护发展中国家构建包容性、开放性且具备主权属性的数字生态系统的权利。这种以可及性、透明度和数据主权为核心原则的数字地理，不仅定义了超越传统领土范围的新型战略影响力空间，还同步强化了印度的规范身份。数字公共基础设施理念已在非洲、东南亚及拉丁美洲获得认可，推动印度成为“后威斯特伐利亚发展外交”领域的引领者。由此可见，数字公共基础设施清晰展现出印度如何将底层能动性延伸至数字领域，并将其转化为战略工具，该工具不仅用于技术推广，更致力于在全球数字架构中确立由南方主导的治理模式的合法性。

从战略叙事与后殖民空间性的视角审视印度在印太地区的参与，有助于深入理解该国对区域乃至全球秩序所持有的独特认知。印度的世界观既不简单追随西方传统的强权政治逻辑，也不盲目接受中国式的wei权发展路径，而是选择了一条融合自身文明遗产与制度发展、兼顾战略克制与规范愿景的平衡路径。这一立场并非处于边缘或被动回应，而是一种体现底层主体性的积极实践。它既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导地位的排他性地理空间观念，也成功将印度的声音与角色嵌入全球治理的整体叙事之中。

在当前愈发走向脱钩、分裂且安全化相互依赖的世界中，印度对多边主义、发展主义以及不结盟理念（为适配多极时代已进行重新诠释）的重视，或将为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印太秩序，提供切实可行的认知框架与制度框架。

七、结论：通过底层地缘政治

重新定位印度的印太角色

要理解印度在印太地区持续深化的参与实践，需超越传统联盟政治、权力制衡或大国效仿的框架，对其战略行为进行重新解读。本结论认为，从底层地缘政治视角切入，能最全面地分析印度的发展轨迹。这一框架既认可印度在反抗过程中展现的能动性，也承认其在矛盾处境中坚守的自主性，同时正视其在多元互动中体现的权力价值。

随着印太地区成为地缘政治竞争的核心焦点，印度巧妙避开了简单的二元对立格局，转而基于其后殖民遗产、历史意识与发展愿景，提出了独具特色的区域视角。印度既不拒绝与美国开展合作，也不被动顺应中国的地区主义主张，而是以规范塑造者与话语行为体的身份，在印太地区积极开展行动。通过构建SAGAR、“印太海洋倡议”等框架，印度持续推动以公平、可持续性和主权为基础，兼具包容性与规则导向的区域主义发展。

在美国战略承诺不确定性上升、全球权力过渡呈现结构性动荡的背景下，印度的这一策略显得尤为关键。无论是在Quad、IORA、BIMSTEC及金砖等论坛的行动，对IPEF等安全化经济框架的抵制，还是对IMEC等替代性基础设施的推动，均表明印度意在丰富国际秩序，而非强化现有等级体系。印度的印太政策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平衡行为，而是对地区空间与概念的重新构建，其核心在于接纳新兴大国、提升全球南方地位，同时拒绝以主导或依赖的范式定义自身。

然而，这种底层能动性在重塑全球规范方面的潜力并非毫无制约。印度能否持续发挥规范引领作用，关键取决于三点：一是能否平衡外部战略协作与内部发展优先事项，二是能否在动态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保持叙事一致性，三是能否构建超越象征性南南团结的实质联盟。当前，既有的等级制多边结构、不对称的经济依赖关系，以及地区层面对“秩序”的差异化解读，都可能对印度落实其后西方愿景形成挑战。

但倘若印度能将其规范性主张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模式，深化南南领域的制度合作，并在愈发分裂的世界中守住自身自主性，那么其底层立场不仅能重新界定印度的全球地位，还能为丰富国际体系的认知基础与制度基础，作出具有实质意义的贡献。

作者简介：塔尔哈・拉蒂夫・坦特雷（Talha Latief Tantray），国际关系学者，专攻海洋安全与印太地区地缘政治领域，目前担任印太研究中心（Indo-Pacific Study Centre）非驻会研究员，曾在多家知名期刊上发表多篇研究论文。

本文编译自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Subaltern Geopolitics: Rethinking India’s Indo-Pacific Role Amid US Strategic Reconfigurations

本期编辑：曹寅聪

本期审核：单敏敏 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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