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儿打针的那个男人,就是半年前差点亲手打死她的父亲。
1938年,上海康定路上的张公馆,一间没人住的空房间里,18岁的张爱玲发着高烧,整个人烧得迷迷糊糊,跟死过去也差不多。
这时候,门悄没声地开了,她父亲张志沂溜了进来。
他不是来看女儿是死是活的,手里捏着个针管。
这个抽大烟、打老婆、靠祖宗遗产混日子的前清遗少,此刻动作倒是很麻利,撸起女儿的袖子,一针扎了进去。
这是他瞒着家里那位新太太孙用蕃干的。
几个月前,就是他,把张爱玲往死里打,关在这间屋子里不闻不问,任她自生自灭。
现在,女儿快要病死了,他又偷偷摸摸跑来当救世主。
这事儿,怎么看怎么拧巴。
施暴的是他,救人的也是他。
这一针下去,是父爱,还是怕担上害死亲生女儿的罪名,谁也说不清。
要弄明白这一切,得把时间拨回到1937年的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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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头,日本人已经打到了上海,隆隆的炮声把这个“东方巴黎”的繁华震得粉碎。
有钱人都往租界里躲。
张爱玲那个早就跟她爹离了婚的亲妈黄逸梵,也从国外回来了,住进了法租界的伟达饭店。
黄逸梵是个时髦的新派女性,会画画,会跳舞,满世界地跑。
对常年生活在父亲和继母眼皮子底下的张爱玲来说,亲妈的出现,就像天窗上漏下来的一道光。
她偷偷给母亲写信,信里头全是委屈。
黄逸梵一看,心疼了,就叫她过去住。
临走前,从小把她带大的保姆何干,一个裹着小脚的乡下女人,反反复复地嘱咐:“出门前,无论如何要跟老爷太太说一声。”
在这座大宅子里,人跟人的关系冷得像冰,只有这个被张爱玲喊作“干妈”的何干,身上还有点活人的热气。
可那时候的张爱玲,十七岁,心里头憋着一股火。
父亲不让她出国留学,继母孙用蕃又总是看不惯她,穿件旧衣服都要被数落半天。
她心里头积攒的怨气,就等着一个爆发的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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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偏不听何干的,一声不吭地就走了。
这是她的一次示威,她想让那个家的人知道,她不是个任人拿捏的物件。
她在母亲那儿一住就是两个礼拜。
伟达饭店里的一切都是新鲜的,有沙发,有地毯,有抽水马桶,母亲的朋友们说着她听不懂的英文,打着麻将,过着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她天真地以为,自己这么一“失踪”,家里人肯定会着急,等她回去,态度总会软下来。
她想错了。
她太不了解她那个爹,也太高估了自己在他心里的位置。
等她玩够了,推开家门,没有一个人问她过得好不好,只有继母孙用蕃一张拉得老长的脸。
“你还晓得回来啊?
跑到哪里去了?”
那口气,又冷又硬。
张爱玲骨子里有她祖上李鸿章的傲气,她什么话也没说,头一扭,给了继母一个后脑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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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动作,彻底把孙用蕃给点着了。
孙用蕃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嫁给张志沂图的是安稳,最不能忍的就是被一个前妻生的女儿当众藐视。
她尖叫起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
话音没落,一个巴掌就扇了过来,又脆又响。
张爱玲被打懵了,长这么大,还没人这么打过她的脸。
她下意识地抬手要去挡,或者说是要去还手。
可她的手还没碰到对方,就被旁边冲上来的两个老妈子死死抓住了。
孙用蕃一看占了上风,立马换了一副面孔,捂着脸就往楼上跑,一边跑一边哭喊:“她打我!
张爱玲打我!”
这一嗓子,把在楼上抽大烟的张志沂给喊下来了。
这个男人,一辈子没干过什么正经事,所有的本事都用在了维持他那点可怜的“一家之主”的体面上。
他一看这阵势,根本不问是非曲直,只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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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冲过去,一把揪住张爱玲的头发,把她往地上掼,然后拳头就跟下雨一样落了下来。
很多年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起那一幕,还心有余悸,说他父亲是下了死手在打,“幸亏何干不顾死活地扑上去,抱住他的腿,姐姐才没有真的被他打死。”
又是何干。
这个家里最没地位的佣人,在那一刻,成了张爱玲唯一的救命稻草。
浑身上下疼得像散了架,但更大的痛苦是屈辱。
张爱玲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到外面去报警,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家的真面目。
她疯了一样往大门口冲。
这个举动,彻底踩碎了张志沂最后的底线。
家丑不可外扬,这是老派家庭的铁律。
他觉得女儿这是要让他颜面扫地,彻底疯了。
他随手抄起门边一个半人高的青瓷大花瓶,用尽全身力气,朝着张爱玲的头砸了过去。
“砰”的一声巨响,花瓶碎了一地,张爱玲也应声倒地,不省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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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何干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扑过去抱着她,嘴里哆哆嗦嗦地说:“你怎么把事情弄到这个地步啊?”
这话,既是心疼张爱玲的倔强,也是对这个家彻底的绝望。
事情还没完。
张爱玲半夜醒来,偷偷给姑姑张茂渊打电话求救。
第二天,留过洋、见过世面的姑姑找上门来理论,结果也被张志沂打得满脸是血。
这下,张志沂认定了,女儿就是个吃里扒外的“家贼”,联合外人来对付他。
他下令,把张爱玲关在楼下那间又黑又潮的空房间里,窗户钉死,门从外面锁上,除了何干每天送饭,谁也不许见。
那扇门一关,张爱玲的世界就只剩下四面墙了。
她对父亲、对家庭最后的一点幻想,也跟着那扇门一起关死了。
最开始,她还没放弃。
她让何干偷偷给她加点好吃的,自己在小黑屋里偷偷锻炼身体,跑跑步,练练拳击,想着养足了力气好逃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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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没过多久,她就病倒了,得了很厉害的痢疾,上吐下泻,高烧不退。
张志沂就住在楼上,但他好像忘了自己还有个女儿被关在楼下。
他不请医生,不给药,就那么冷酷地等着。
或许在他看来,让她病死,比打死她要省事得多,也更能撇清关系。
就这么拖了小半年,张爱玲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床上奄奄一息。
何干实在看不下去了。
这个一辈子都小心翼翼、低眉顺眼的仆人,鼓足了这辈子最大的勇气,绕开孙用蕃,直接找到了张志沂,用一种近乎摊牌的口气说:“小姐要是再不治,真出了什么事,我可担待不起!”
这话表面上是推卸责任,实际上是在警告张志沂:再不管,人就没了,到时候你也跑不掉。
也许是“死”这个字眼刺激到了他,也许是他心里那点残存的血缘亲情被唤醒了。
总之,他怕了。
这才有了开头那一幕。
他像个贼一样,偷偷给女儿打针,维持着她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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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既是把女儿推向地狱的恶魔,又是把她从鬼门关拉回来的“恩人”。
1938年初,靠着父亲偷偷摸摸的几针西药和何干一口一口的汤饭,张爱玲居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
她一直在等机会。
终于有一天,她趁着看守她的佣人换班的空档,拉开门,像一只被吓破了胆的鸟,头也不回地逃了出去。
她只有一个目的地——她母亲黄逸梵那里。
她以为,那是她唯一的避风港。
她跑了,代价是何干被张家赶了出来。
这个忠心耿的老仆人,在离开之前,把张爱玲小时候的玩具小心翼翼地收在一个小包袱里,托人带给了她。
也许在何干看来,这个从小就没得到过多少温情的小姐,以后要走的路,比在那个家里更冷。
何干猜对了。
母亲黄逸梵的世界,确实没有拳头和花瓶,但有一种更磨人的冷暴力。
黄逸梵的爱,是有价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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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会毫不犹豫地拿走女儿凭本事挣来的八百块奖学金,转身就输在麻将桌上;她用审视的眼光打量女儿的一切,嫌她走路姿势难看,骂她连基本的社交礼仪都不懂,是个“废物”;她无法忍受女儿不爱打扮、不善交际的样子。
当她发现自己根本无法把女儿塑造成她想要的样子时,她那点可怜的母爱和耐心,也全都用光了。
有一天,她对着张爱玲,说出了那句最要命的话:“我后悔当年在你生病的时候那么悉心地照顾你,我宁愿你当时就死了,也比现在这样活着让我看着难受强。”
这句话,比父亲那个砸过来的青瓷花瓶,杀伤力大得多。
它彻底杀死了张爱玲心里对母爱的最后一点指望。
原来,她拼了命逃出来的结果,不过是从一个冰窖跳进了另一个冰窟。
父亲给的是身体上的暴虐,母亲给的是精神上的凌迟。
到头来,真正给过她不求回报的温暖的,只有那个被赶走的老保姆何干。
1939年,张爱玲考上了香港大学的奖学金,独自一人去了香港。
不久后,母亲也跟着她的情人去了新加坡。
从此,母女俩天各一方,情分也就算走到了头。
张爱玲后来没有再回过那个家,父亲去世时她也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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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她在洛杉矶的公寓里去世,身边没有任何亲人,直到一个星期后才被人发现。
参考文献:
张爱玲,《私语》,收录于《流言》,中国妇女出版社,1997年。
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文汇出版社,2004年。
刘川鄂,《张爱玲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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