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乏味？

鲁迅与《可爱的中国》（木版套色，54×61.5厘米，杨先让 绘，1976年）

鲁迅全集

作者: 鲁迅 著

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1-08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具有民族精神源泉意义的作家，开创了中国现代文化。（钱理群 语）

面对“当下中国是否需要鲁迅”的争论，面对年轻一代对于人生根本问题的困惑，钱理群教授始终致力于成为连接鲁迅与年轻一代的桥梁。他不仅通过b站视频课程《钱理群讲鲁迅》向中国青年讲授鲁迅，更陆续出版了《钱理群讲鲁迅》《钱理群新编鲁迅作品选读》等著作，呼吁人们关怀中国社会，关注现实问题。

那么，让钱理群教授为之倾注生命，并值得我们所有人去阅读的鲁迅，其魅力究竟何在？换句话说，为什么我们在今天很难真正地离开鲁迅？这不仅仅是因为不读鲁迅，就无法理解20世纪以来的中国，更因为阅读鲁迅，可以让我们保持“赤子之心”，使自己的生命始终处于“新生”状态。

心灵的探寻

作者: 钱理群 著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时间: 2014-10

生与死之间

文/钱理群

我总记得我活在人间。

——《野草·一觉》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死亡与朽腐，火速到来。

——《野草·题辞》

一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严肃地，这样痛苦地，思考着，议论着：生与死。

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生——他们的生存权利，价值与方式；人，特别是现代中国人的死——他们的死亡方式，意义与死后的命运，构成了鲁迅思想的一个基本方面：生与死，是鲁迅作品的母题之一。

这是终生纠缠着鲁迅的人生课题。但集中的思考却有两个时期：1924年至1926年的《野草》时期，以及1936年鲁迅战斗生涯的最后时刻。

生与死几乎是贯串《野草》的中心线索；全书二十四篇中有十八篇记录着：对“英雄”的“死”的“敬奠”（《秋夜》），“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复仇》）；“过客”向着“坟”大步走去（《过客》），“战士”在“无物之阵”中“寿终”（《这样的战士》）；凛冽的天宇下有“死掉的雨”的精灵在“升腾”（《雪》），青白的冰谷中有“死火”在“燃烧”（《死火》）；“造物主”在“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却不敢长存一切尸体”（淡淡的血痕中）），而“死尸”“已在坟中坐起”（《墓碣文》），或“愤怒得几乎昏厥过去”（《死后》）……

鲁迅与当代中国

作者: 钱理群 著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7-01

同时期的《彷徨》里却写到了：祥林嫂的倒毙与“死后有没有灵魂”的疑问（《祝福》）；阿顺无端的死亡与吕纬甫“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的苟“活”（《在酒楼上》）；首善之区犯人死的热闹与围观者生的麻木（《示众》）；魏连殳遗体含着“冰冷的微笑”的惨伤（《孤独者》）；子君“在严威和冷眼”中走向死亡的酷烈（《伤逝》）……

即使是《朝花夕拾》这样的“旧事重提”，也有一半篇目在回忆死亡。

1936年，大病中的鲁迅引人注目地写下了以《死》为题的文章，并引用了史沫特莱为珂勒维支版画集所作序言的一段话：“她早年的主题是反抗，而晚年的是母爱，母性的保障，救济，以及死”；某种意义上，“死”也是鲁迅逝世前作品的主题之一。写于这一时期的《且介亭杂文末编》及《附录》五分之一的文章与死神有关；《写于深夜里》中“略论暗暗的死”，《女吊》呼唤死后复仇的鬼魂，都是触目惊心的。

在鲁迅生命的行程中，1924年至1927年与1936年都是不平凡的岁月，“生”与“死”必然地成为鲁迅思考中心之一。

钱理群讲鲁迅

作者: 钱理群 著

出版社: 当代世界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22-01

这是血的屠杀的时代。五卅运动工人市民血流南京路上，“三一八”惨案青年学生横尸执政府前，“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30年代中期的白色恐怖里，“秘密的杀人”代替公开的屠戮，战士的牺牲竟至于“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20世纪古老中国的历史变革是人类文明史上流血最多、代价沉重的一页。正是血的现实迫使人们思索战士生的价值，死的代价与意义。对于鲁迅来说，“生”与“死”的思考，绝非纯粹人生哲理的抽象思辨，它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与改革事业的战略、战术选择密切相关。

这同时也是鲁迅自我寻找与总结的时期。他苦苦地上下求索个人在现代中国变革事业中的历史坐标，逐渐形成与发展了他的“中间物意识”，提出了“应该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的人生命题；在这个意义上，“生”与“死”的思考，对于鲁迅，实质上是人生道路、人生哲学的选择。

不可忽视现实的疾病与死亡的威胁，对于鲁迅思想、心理、情绪的影响。1936年9月，鲁迅在大病之后写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谈到自己的病——

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被八道湾赶出后的一回，和章士钊闹后的一回，躺倒过的，就都是这病，但那时年富力强，不久医好了。……初到上海后，也发过一回，今年是第四回，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

鲁迅和木刻青年（版画，黄永玉 作，1956年）

在轻描淡写之中却透露出一个严重的事实：鲁迅写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受着疾病的暗暗折磨。正像冯雪峰所说，“没有任何强有力的敌人能够压服他，没有任何困难能够阻挠他的意志……但是，暗暗地他在感觉到只有一个敌人能够压服他，能够夺去他的工作，这就是病以及由病而来的死的预感。所以，对于这一个敌人……他实在是最受着威胁的，无论他自觉或不自觉”。生理上的痛苦必然带来心理上的变异。许广平曾在给常玉书等的信中谈到1925年、1926年间大病中的鲁迅“面面受敌，心力交瘁，……病甚沉重，医生有最后警告，但他本抱厌世，置病不顾”。

冯雪峰也这样谈到他对1936年重病中的鲁迅的观察：鲁迅对于自己的病“采取了蔑视的或漠然不关心的态度”，“他努力使自己不受死的预感的威胁所影响”，“表现了最大的坚强”，“心平气和地对自然和死表示屈服之类的情形，在鲁迅先生是当然更没有的”；但是，“无论怎样，病却总在威胁他。只有从这而来的一个阴影，总在向他窥视，乘他不备而侵袭他的心情。当他愉快地谈着，说他在计划着什么工作的时候，有时忽然脸色会阴沉起来，一会儿不说一句话。我以为这无疑就是他不提防而意识到那个阴影了”。

因此，鲁迅不断地思考、议论生与死，正是在与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搏斗，他要从生理的痛苦、心理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转化为对民族、国家、个体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地位的理性思索。鲁迅对于“生”与“死”这个永恒的人生命题的探索，集中了20世纪现代中国民族的人生体验，也加入了他个人的独特体验。

有承担的学术

作者：钱理群 著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02

二

尽管鲁迅在集中探索生死问题时，总是面临着外界中外杀人者与内在疾病的死之威胁，但“生”始终是他思考的重心所在。

因此，正是鲁迅，以他的瘦弱的生命之躯，发出了对于“生”——现代中国人应有的生存权利、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呼唤——

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鲁迅在这里讲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必须尊重人的生存权利与尊严，二是必须保证人的正当欲望——物质与精神的充分满足；质言之，要争取更加合理的人的生存方式，即所谓“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1932年11月27日，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演讲

于是，鲁迅就为20世纪中国的改革事业树起了一面旗帜，提出了一个基本的奋斗目标，为20世纪古老的旧中国向现代新中国的转变确定了一个基本的历史尺度。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20世纪以来无数志士仁人艰苦奋斗，无数先烈流血牺牲，都是为了争取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生存，温饱与发展”；为争取更加合理的生存方式的斗争，贯穿了整个20世纪。

这首先是对封建传统的人的价值观念的大胆反叛与挑战，是对全新的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的一种确认：它本身即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观念的革命。

鲁迅（1930年9月29日照于上海，时年五十）

三

鲁迅对于他所提出的“生存、温饱、发展”的奋斗目标有过一个更具体的说明：“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

这是一个必要的界说，同时也是对人的自我本质以及现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认识的一个深化。

强调人的“生存”并不是“苟活”，这就是承认：人不仅是生物存在，更是一种社会存在；人不能仅仅满足于生物性的保存生命的欲求，还必须有更高的，区别于一般生物的，作为社会的人所特有的精神要求，追求生命的意义、价值和生活的理想。简言之，人必须活着，但活着并不是一切。“苟活”即是一种活命哲学，是将人降低为动物，是人的堕落与退化。鲁迅的这一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人的生命的道德责任与价值，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它更是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在现代中国，争取国家、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占据着压倒一切的地位；人的个体的生存、发展必须与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的总体目标联系起来，才能实现其价值。离开了国家、民族的生存、发展，追求所谓个人的生存与发展，在现代中国的历史条件下，必然是一种“苟活”。

1928年3月16日，鲁迅在景云里寓所

鲁迅在30年代尖锐批判中国的现代隐士，他们完全放弃了个人对国家、民族、社会的义务与责任，“泰山崩，黄河溢，隐士们目无见，耳无闻，但苟有议及自己们或他的一伙的，则虽千里之外，半句之微，他便耳聪目明，奋袂而起，好像事件之大，远胜于宇宙之灭亡”，不管如何自命清高，他们的生存方式实质上就是一种“苟活”。而苟活的结果，在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尖锐，面临抉择时，就必然坠入出卖民族（阶级）利益的罪恶深渊。这是已经为20世纪以来的历史一再证明了的；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一个典型。周氏兄弟对于人的生存方式的不同选择，由此决定了他们完全不同的生命价值，这个事实本身即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强调人的“生存”并不是“苟活”，在鲁迅是为了与传统的生存观彻底地划清界限。他解释说：“中国古来，一向是最注重于生存的，什么‘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咧，什么‘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咧，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咧，竟有父母愿意儿子吸鸦片的，一吸，他就不至于到外面去，有倾家荡产之虞了。可是这一流人家，家业也决不能长保，因为这是苟活。”这里所说的“苟活”，是一种固守已成的生命形态的保守性生存方式，所奉行的人生哲学仅是三个字：“不要动。”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生命力衰竭的表现，所以鲁迅说：“苟活就是活不下去的初步。”鲁迅内心始终怀着“大恐惧”，不求上进的中国人总有一天要“从‘世界人’中挤出”；于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鲁迅何以对中国传统生存方式中的历史惰性与保守性，如此地不能相容，他简直是怒不可遏地指出，在传统的“训诲”下，中国人的生命力已经萎缩到了可怕的地步：“屏息低头，毫不敢轻举妄动。两眼下视黄泉，看天就是傲慢，满脸装出死相，说笑就是放肆”，这“死相”距离“死期”已经不远，中国传统的生存方式已经到了非变革不可的地步，鲁迅大声疾呼：“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

鲁迅强调“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同样是有明确的反封建的针对性的：封建纵欲主义是封建禁欲主义的必要补充形式。但鲁迅的命题也许还有更深刻的意义：它实际上提出了一种物质与精神，肉与灵协调、适当发展的比较合理的生存方式。在鲁迅时代，这种协调而适当的发展的要求并不迫切，因此，鲁迅提出这一命题以后就没有再深入地展开；但我们仍然可以看出，鲁迅的命题于注重自然、和谐、协调的中国文化传统显然有所汲取，这对于今天在新的历史与时代高度上选择更文明、更合理的生存方式，是有启示作用的。

故人来：钱理群谈读书

作者：钱理群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时间：2016-07

四

鲁迅如此重视人的生存、温饱与发展，表现了他对于生命的热爱与执著；可以毫不含糊地肯定这一基本事实：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这是鲁迅思想、性格的本质与核心。鲁迅曾摘译岛崎藤村《从浅草中来》，“什么事都没有比那失去了生活的兴味的可怕”，这句话显然拨动了鲁迅的心弦。在他面临死亡威胁时，更表现出强烈的生的留恋。他这样描写大病中的心境：曾经有过“没有想到死，但也没有觉得生”的所谓“无欲望状态”，这是“死亡的第一步”。生命一旦出现转机，第一个欲望、冲动，就是“要看来看去的看一下”，“这也是生活呀”——

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我有了动作的欲望——但不久我又坠入了睡眠。

让我们永远记住：鲁迅生命之泉，最后一刻喷涌而出的，是对人的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的渴望，眷恋与珍惜。他的人生之曲最后一个音符是属于生的欢乐的。

然而，鲁迅确实提出过“人生苦”的命题。

问题是由年青一代许广平提起的。她在给鲁迅的信中倾诉了一大堆敏感的青年女性特有的“苦闷”之后，抱怨说：“苦闷则总比爱人还来得亲密，总是时刻地不招即来，挥之不去。”无意中却流露出将苦闷“挥之即去”的幻想。鲁迅的思想则更彻底，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许广平：“苦痛是总与人生联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人只要脱离了原始的蒙昧的昏睡状态，落后民族既然已经由古老的自大梦中醒来，就必然无可逃遁地要面对现实、人生永无休止的痛苦。

鲁迅提出的“人生苦”的命题，显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有着具体的历史内容；鲁迅从不企望他所提出的人生命题能够涵盖一切，只要在现实的中国社会“有些真实”，这就足够了。至于是否具有更普遍的意义，则不在鲁迅考虑之列。这可能有局限性，但鲁迅从来就不奢望超越局限。“人生苦”的命题所表现的，是对于人性、人生、社会……不健全和痛苦的一种敏感（这不仅是鲁迅个人的心理素质所致，更是近百年来中国民族多灾多难的历史造成的），更是毫不退让的彻底的现实主义：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在客观存在的民族的苦难、人民的不幸、人自身的痛苦面前闭上眼睛！

鲁迅全集（全20册）

作者：鲁迅 著

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万文社

出版时间：2021-08

剩下的路只有一条：“专与袭来的苦痛捣乱。”即使是遇到“歧路”、“穷途”，也“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请注意这字里行间的幽默感；能够如此轻松、从容地谈论绝非轻松的与“苦痛”的搏斗，并从中发现“乐趣”，这该有怎样的精神境界！鲁迅从这搏斗的危险、紧张、艰难中感到活跃的生命的力，感到生活的充实，产生唯有斗士才能体验的幸福感。鲁迅甚至从敌人对自己的厌恶、仇恨中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他宣称：“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这思想、语言都是非常之鲁迅化的；它所显示的是庸人们绝难领悟的鲁迅式的人生哲学：自我的存在以对立面即异己力量的存在为前提；只有在与异己力量的搏斗中自我的价值才能够得到真实的实现。

1925年12月31日，即六十一年前的一年的尽头，深夜，鲁迅回顾自己的生命历程，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的生命，至少是一部分的生命，已经耗费在写这些无聊的东西中，而我所获得的，乃是我自己的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是我并不惧惮这些，也不想遮盖这些，而且实在有些爱他们了，因为这是我转辗而生活于风沙中的瘢痕。

对于自己（也是时代）所选择的斗士的生存方式、人生价值，竟至充满了如许复杂的情感：既是自豪、自尊、自爱，又怀着难言的痛苦，又绝对地正视现实——“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不作抽象的所谓绝对合理的生存方式的无谓追求。鲁迅说：“凡有自己也觉得在风沙中转辗而生活着的，会知道这意思”；那么，今天已经生活在阳光下（阳光下也时有“风雨”）的年青一代，“会知道这意思”吗？

《狂人日记》插图（版画，张怀江 绘）

（本书作者在写下了这段文字不久，即读到了北京大学1982级两位青年学生所写的《我之鲁迅观》，对鲁迅所选择的生存方式的价值，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一位学生写道：“在鲁迅的人生中我看到了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充分搏斗过程中人的素质的惊人潜力及无法避免的缺陷，他的生存可以概括我们民族的生存，可以概括我们人类的生存——一种永远带着悲剧色彩的生存，理想与现实的、对抗与反对抗的挣扎和毁灭。”另一位学生则断言“比起其他任何一个现代作家，鲁迅在现实生活中的影响都强烈得多”，因为“鲁迅的独特而巨大的人格力量足以构成一面旗帜”。这位青年强调，“鲁迅个性因素中有一种因素，那就是鲁迅多次提到的‘粗糙’，在青年中，特别是知识青年中得到了广泛的接受”；他认为，鲁迅的“粗糙”的灵魂是“建立在中国社会历史基础上的一种对新型知识分子的呼唤。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以闲适的隐士为高雅，以参与社会政治斗争的官僚为庸俗，要求超脱，这当然是封建专制的结果。但到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义不容辞地承担了启蒙改革者的重担，要求过去那种超脱不争已构成了对历史的反动”，“既然在人间的沙漠中，就不能躲避风砂的打击，不要顾惜自己纯洁的皮肤而以‘瘢迹’为耻。既然现代中国以政治斗争为社会历史发展的中心环节，就不要惧怕在政治的污泥中打滚，不要为自己的清高令誉而放弃了知识分子的社会的良心和历史责任，这就是鲁迅的‘粗糙’的概念的核心部分”。他的结论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需要有‘粗糙’的满身伤痕的青年以及知识分子，需要鲁迅式的人。”我不知道这两位青年学生对鲁迅生存方式价值的认识、评价，及其现实意义的分析，在当代先进青年中有多大代表性；但所提供的信息仍然应该引起关心鲁迅在当代中国的命运以及当代中国青年的动向的人们的注意。）

我们所想强调的，是恩格斯对老黑格尔的著名命题“凡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所作的绝妙发挥：“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任何将自己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选择的生存方式、人生价值绝对化，以至样板化的努力，都表现出一种实质上的愚昧。鲁迅所提出的“人生苦”的命题，也绝不意味着将痛苦美化，神圣化。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灵魂的深”的“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艺术的倾心，这是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然而，人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鲁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哲学的拒绝。在鲁迅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以痛苦地折磨现世身心生存来换取灵魂的解救与精神超越，在本质上乃是“对于横逆之来的真正的忍从”；鲁迅从这里看到了中国传统中节妇的可怕而又可诅咒的阴影，并且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式地掘下去”，深层的意识中，“恐怕也还是虚伪”。这观察是犀利而深刻的；鲁迅的拒绝，表明他的“人生苦”的命题，所内含的是一种十分真诚的、抗争的、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它与鲁迅对于人生的热爱、执著有着内在精神的一致。

鲁迅有一句戏言，大有深意，轻视不得：“我本来不大喜欢下地狱，因为不但是满眼只有刀山剑树，看得太单调，苦痛也怕很难当。现在可又有些怕上天堂。四时皆春，一年到头请你看桃花，你想够多乏味？”一切“完美”即意味着模式化、单一化与凝固化，这恰恰扼杀了美的生机；完美者不美，美寓于不完美及其永无止尽的克服过程中。鲁迅的“人生乐”与“人生苦”的命题正是统一于这样的美学观之中，表现了生的热望与清醒两个不同侧面的辩证统一。

岁月沧桑

作者：钱理群 著

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

出版时间：2025-02

（本文原题为《钱理群：鲁迅生命乐章的终曲，是属于生的欢乐｜鲁迅逝世89周年纪念》，选自《心灵的探寻》，转载于微信公众号：活字文化）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第三任主编（与吴福辉共同担当）。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代表作有《心灵的探寻》、《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周作人论》、《大小舞台之间——曹禺戏剧新论》、《丰富的痛苦——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1948：天地玄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