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津味儿的多维度辨析、注释与定义

（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从此前的作品和研究来看，津味儿文学是上世纪80年代寻根文学思潮中出现且不断被丰富和拓展的概念。作者是天津人，故事主角是天津人，发生的地点是天津，方言、地标均是天津符号——长期以来正是这些元素不断组合发酵，建构了津味儿文学。2011年出版的《小说月报：风味小说·天津卷》的“编后记”说，该书是从《小说月报》三十年来的作品中“带有天津地域特色的作品精选之后的结集”“是读者非常好的了解天津这个城市的往昔和今朝的路径”。虽是《小说月报》的独家视角，但是从中还是可以窥见津味儿小说的基本阵容：蒋子龙《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冯骥才《神鞭》、张仲《龙嘴大铜壶》、林希《高买》、赵玫《偿还》、肖克凡《一九三五年的真相》、王松《梅生》、龙一《潜伏》、李治邦《津门十八街》、武歆《老工人谢瑶环》。当下语境中，作家承载着将津味儿文学发扬光大的责任，是毋庸置疑的。我的阅读视野内，最近几年颇出现了一批津味儿很足的作品，好看耐看，实现了对此前津味儿的超越，是沉甸甸的收获。因此，本文拟以近期几部作品为中心，漫谈一下津味儿发展的几个维度。

　　津味儿在文学上最显著的标签，无疑是清末民初时期天津作为华北大商埠“新旧”混杂、碰撞的集体记忆，这是其他城市很少或没有的。那些在故纸堆尘封了很久的奇人怪闻在1980年代被打捞出来，给小说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也是津味儿立足生根的基础。在当下，这座富矿如果按照既定方法开掘，相信还能有源源不断的产出，但是难免会发生同质化现象：一件奇事刚听后曰奇，然而故事越来越多、愈来愈奇，就有点审美疲劳了。林希的近作《沽上纪闻》，顾名思义，还是写津门奇闻怪事的“路子”，但作为这条“路子”的开创者之一的作者却对作品进行了“升级”——新作的故事仍然起伏跌宕，但多了出自存在主义哲学的对人物境遇的考察，同时，还有了作家晚年对世事人情的“看破”感和写作时的“游戏”感。《流浪汉麦克》的主人公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洋穷人”，他到天津下游轮时穿了一双捡来的名牌皮鞋，结果被中介机构特殊招待，认为他是富人；又因为偶然机会卖德国缝纫针和刀具而发了小财。结尾他去看失火的热闹，结果被踩丢了鞋，再度沦为流浪汉。人物的命运浮沉竟然与一双皮鞋的得失紧密相关，虽然津味儿作品中的“奇”是标配，但麦克的故事已经超越了现实的“奇”而进入了现代主义的荒诞状态：不是人和事奇，而是它们发生的语境奇。从具象的奇到抽象的奇，林希用“津门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笔法，使《沽上纪闻》中的很多故事增加了荒诞的味道，这种津味儿也是仅有经历过时代巨变且生性乐观的“老林希”的作品才能散发出来的。某种程度上，这可以视为林希对此前创作的延续，但他变化的一小步，正是津味儿写作需要思考的新问题和新空间。

　　如果想要“奇”的效果就要有一定的神秘感，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所以很多经典津味儿作品都是只写人生“片段”的中短篇，因为从头道来的清晰故事会损害津味儿离不开的“奇”。但是，引发的问题是人物和历史事件都藏头露尾，写得不够充分，缺乏建构性质的用宏大视野看天津的鸿篇史诗。王松的《烟火》不再纠结于写个人的“奇”，而是将近代天津作为叙述对象，关注焦点也从怪人异闻转向普通人生活的酸甜苦辣。《烟火》写了侯家后蜡头儿胡同的百年变迁，刻画了来子、尚先生、小闺女、老瘪、王麻秆儿、杨灯罩儿等人物形象，因他们职业各异且有交集，所以在民俗的展示上是淋漓尽致的。同时与以往的津味儿叙述有不一样之处：一是拉长了时间线索，把切片式的天津剪影变成了有始有终的“胡同儿小史”，从而更具有历史感；二是描摹了胡同儿里的平民人物群像，不再执着于写与普通人有很大距离的异人奇士，力图从小人物的生活和命运中带出近代天津的全貌。因此，《烟火》不只是综合了此前叙述天津的经验，还有将其熔为一炉的努力——这依托于作者使用的紧贴人物心理的“心理分析式”笔法，其细密的针脚、生活化的节奏也与此前津味儿写人物讲究白描和外部观察的手法有很大差异，无疑是津味儿写作的新探索。

　　很多作家都已经意识到，如同“我注六经”一样去书写津味儿很难再出新意了，而采取“六经注我”的策略，从自己的体验出发，就可以获得独属于自己的津味儿。因此，当前津味儿作品的一大特点是作家纷纷拿出自己的“绝活”来写津味儿，十分引人注目。肖克凡对天津工厂的变迁非常熟悉，所以他在写中篇小说《父亲和雕像》时，选取了观察这个过程的立足点，从当代工人二代的视角看共和国具有身份自信的“工人阶级”的精气神。宋安娜的儿童文学作品《小骨朵》中同样有别的作家很难复制的内容，即她多年采访、关注的近代以来“犹太人在天津”的史实，不仅化用了自己积累的独家资源，还写出了儿童视角中小洋楼里的津味儿。这些作品代表着可能写出有新意的津味儿的方向，因为从自己独特视角发现的故事，无疑是文学中的“这一个”。

　　检视津味儿题材作品，晚清民国、抗战时期为背景的故事是很多的，因为这两个时期的天津是孕育传奇故事的绝佳温床，相对而言共和国时期尤其是1970年代天津的特殊性被开发得还不够。一般而言，作家很少把故事同时放在这三个时段内呈现，所以很多津味儿小说中的人物大多是“断代”的。用一个人物在天津的长时段经历来贯穿，是武歆的《赶路》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少年纪洪寿民国时期由山东宁津来到天津，在绱鞋小作坊艰难谋生，1949年后进入国营工厂当了充满自豪感的工人，1980年代初退休。作为工人的纪洪寿在胡同里度过的时光是以往的作品不大涉及的，因为它与刻板印象中的津味儿传奇相反。作品写了天津大杂院里的日常生活，尤其是民俗“老例儿”的传承——津味儿并不是一蹴而就和一成不变的，而是始终与不同的时代同频共振。武歆的《赶路》讲的是“来路”，他把自己的体验编织进一个工人的成长史，重新定义了独属自己的天津人概念，长期以来津味儿过于依靠传奇而脱离日常生活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部分解决。

　　津味儿是一个宏大概念，如果落实到个人理解肯定是人言人殊的，所以作品一定强求统一的津味儿的话，就必然形成固化思维——作家写津味儿就瞄着某几个元素，题材变得狭窄了，腾挪的空间也越来越小。津味儿由于符号化具有独特性，一成不变也会自缚手脚。所以，津味儿文学写作的突破点就在于作家依靠自己的“绝活”发现、拓展新的空间，重新梳理、整合此前的津味儿资源，并完成对它的重新定义。这样，津味儿文学才可以达到守望和变迁的动态平衡，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