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昌既不是黄埔出身又不是保定军校，他是怎么被老蒋信任的？

1945年9月2日的东京湾，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掠过密苏里号战舰的甲板。各国代表身着正装肃立，当日本代表低头在投降书上签字时，人群中一位中国将领接过钢笔，笔锋落处，“徐永昌”三个字力透纸背。镁光灯骤然亮起，将这个身影定格成永恒。接受日军投降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徐永昌能够去做这件事足够看出他在老蒋心中的地位。然而这位老蒋的肱股之臣却并不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也不是保定军校的。

1887年，徐永昌出生在山西崞县的一个穷人家。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对他格外苛刻，父母早逝后，13岁的他不得不揣着仅有的干粮，一路辗转到大同的车马店打杂。那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杂役会成为国军体系中数一数二的人物。

1900年不仅是一个新的世纪，对于中国来说也是饱经战火和痛苦的一年。这一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混乱中，徐永昌偶然遇上了军中师爷徐椿龄。

他见老人体弱，便主动上前帮忙打理行装、端茶送水，凡事都做得细致妥帖。徐椿龄看这孩子踏实勤恳，又得知他孤苦无依，便动了恻隐之心，收他做了义子。都说是勿以善小而不为，正是因为徐永昌的忠厚善良让徐椿龄认为孺子可教，于是便收他做了自己的义子。

徐永昌得到这个机会也开始发奋学习，最终一步步走进了陆军大学第四期的课堂，成为了一名准备走上战场的预备军官。

徐永昌毕业以后从晚清部队的一名哨长做起，此后他在北洋乱世中摸爬滚打，凭着自己的踏实肯干，他倒也一步步闯出了一些名堂。

至于徐永昌从北洋派系中去投奔阎锡山的我们已经在昨天的文章中做过表述，就不在这里进行赘述了。徐永昌当时是带着部队来的，就老阎的脾气竟然能允许徐永昌来山西足够看出来徐的人品好到什么地步。

徐永昌加入阎锡山的晋系集团后更是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和品性，成了晋绥军里的核心骨干。

中原大战搞到最后东北军张学良通电全国武力调停，晋军全线溃败，唯有徐永昌负责的陇海线撤退有条不紊。当时敌军步步紧逼，手下将士人心惶惶，他却临危不乱，连夜制定撤退方案，亲自带着卫队断后，硬是在绝境中稳住了阵脚，减少了大量伤亡。

阎锡山败走后，众人推举徐永昌担任晋绥警备总司令，掌管山西、绥远两省的军政大权。此时的他虽然手握重权，却从没想过自己取而代之，他就像望夫石一样苦等到阎锡山重新归来。

直到老阎回来，徐永昌亲手将印信交还，这份不恋权柄的坦荡，就连蒋介石都赞他“非常爱国”。然而后来晋系内部有人猜忌他想夺权，面对这种说法阎锡山的态度也不明朗，于是徐永昌干脆主动卸去兵权，搬到乡下隐居，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徐永昌和阎锡山的矛盾在1936年达到了顶峰，这一年阎锡山主张“闭关自守”，徐永昌却认为“唇亡齿寒”，这一次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番争执，恰好被蒋介石看在眼里，他早就听说过徐永昌的才干，当即接连发了三封电报，邀请徐永昌到南京任职。前两封电报都被阎锡山扣了下来，直到蒋介石亲自打电话询问，阎锡山这才慌了神。老阎这才明白这一次老蒋势在必得，徐永昌自己是留不住了。

蒋介石用人向来偏爱嫡系，对徐永昌却破了例。

论出身，徐永昌既不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也和黄埔系毫无渊源，更不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论关系，两人此前几乎没有交集。

尽管如此，蒋介石却力排众议，任命徐永昌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让他代自己处理日常公务；1938年，老蒋又提拔他做了军令部部长，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并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

这份难得的信任，藏着两人性格的奇妙互补。蒋介石性子急躁，遇事容易上火，而徐永昌却向来沉默寡言。哪怕两人意见不合，他也从不当众反驳，只是在私下里轻声细语地分析利弊，直到蒋介石点头认可。

台儿庄会战时，蒋介石想投入全部预备部队，一举歼灭日军，徐永昌却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张，劝他“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慢慢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最终，蒋介石采纳了他的建议，为后续的抗战保存了实力。

1945年，当选择谁代表中国签署受降书时，蒋介石反复斟酌了许久。论职务，徐永昌是军令部部长、二级上将，资历足够；论派系，何应钦忙着接收沦陷区，白健生、阎锡山各有盘算，唯有徐永昌虽出自晋系，却与各方都能和睦相处，不会引发矛盾；论人品，他“不党不派”，蒋介石说他“自律甚严，为人忠厚”，既能彰显中央权威，又不会让地方势力反感；论国际形象，他懂军事、有外交经验，恰好符合盟国对中国“稳定力量”的期待。种种因素叠加，徐永昌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受降仪式上，签下名字的徐永昌没有沉溺于胜利的喜悦，反而说了段引人深思的话：“今天是要大家反省的一天！每个在这里有代表的国家，都该回头想想，要是良心上有过错误，就该勇敢承认、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