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所谓"中国通"如何"分裂"中国？坐井观天式的幻想，有多奇葩？

《易》曰：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与尔靡之。期待每一个共鸣的你，关注、评论，为学、交友！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的分裂中国活动越来越肆无忌惮。

不仅石原慎太郎等右翼政客公开叫嚣“日本应努力促进”“中国分裂”过程，而且在日本学界居然有一批右翼知识精英一直在潜心研究如何分裂肢解中国。

诸如中岛岭雄的中国“三块论”（后修改为“十二块论”）、司马辽太郎的中国“六块论”、江口克彦的中国“七块论”、宫崎正弘的中国“十六块论”、大前研一的“中华联邦论”、佐伯喜一的“中国联邦制”、冈崎久彦的“台湾分离论”等，就都是直接或间接分裂中国的具体构想或方案。

实际上，在日本学界已经形成一门心照不宣的“学问”——“分裂中国学”。

1、中岛岭雄

中岛岭雄系东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语系毕业，长期供职于该校并升任教授和校长，现为日本国际教养大学教授、校长。中岛岭雄与其说专攻中国问题，莫如说一直在潜心研究“分裂中国理论”，在研究中国分裂成若干小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研究如何使中国变小。

中岛岭雄先后出版和发表了《中华联邦共和国试论》(1992年)、《中国解体》(1993年)、《三个中国》(1993年)等多篇（部）肢解中国的论著，确立了他在日本右翼学界“分裂中国学”的创始人地位。

中岛宣称，统一的中国和太大的中国对日本都不利。那么，中国多大才合适呢？他认为分裂后的中国各部分的大小以法国面积作参照比较合适。

他最初抛出中国“三块论”，即主张中国应分裂成大陆、台湾、香港三个“国家”；后又依据上述所谓“国家版图理论”抛出中国“十二块论”，即主张把中国分裂成“满洲”、内蒙古、新疆、西藏、台湾、香港、澳门、华北、华东、华南、华西、华中12个互不隶属、各自为政的“共和国”，类似20世纪90年代初的“独联体”，这样就不会对日本构成“威胁”了。

为此，中岛教授要求日本政府改变以往的对华政策，宣称：

“日本应采取现实主义立场，现实性地承认台湾作为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鉴于虽然没有邦交但存在各种各样的交流，所以如何把台湾纳入日本外交中来，是日中邦交二十年、日台断交二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所面临的急迫外交课题。”

中岛教授不仅著书立说致力于“分裂中国研究”，经常与世界各地的反华分子交流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而且经常走出书斋直接向李登辉、陈水扁等献计献策，直接参与“台独”具体活动。

李登辉与日本的政治关系并非一开始就密切，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当时既没钱也没有实权。副总统时代，有关日本、中国、美国的事情还是一张白纸，我既无实权也无人脉。自民党系统的人来台湾后，也都访问蒋经国，来见我的人很少。”

李登辉登上大位后，为了密切与日本的关系以及加强与日本知识界的联系，在中岛岭雄的建议和协助下共同设立了“亚洲公开论坛”，每年在台北或东京举行一次大规模的专题讨论会，打着学术研究旗号，干分裂中国勾当。

该论坛对加强李登辉当局与日本政、官、财、学各界的联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尤需指出的是，中岛岭雄还直接参与了日本政府实施的“李登辉工作”。早在李登辉还是副领导人时，即在日本学者大都把笑脸朝向中国大陆时，中岛岭雄却在攻击和丑化中国政府和人民，遂引起李登辉的关注和重视。

1988年1月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初，颇有与中国大陆接近的姿态。当日本政府了解了李登辉的生长背景后，决定实施“李登辉工作”以影响其思想走势和政策制定。中岛岭雄就是在此当口衔命赴台，陪李登辉度过三天三夜。两人一起观看西方媒体报道。李登辉本来就接受过日本教育，成长于日本推行“皇民化政策”最盛时期，也接受过当年日本殖民当局宣传的中国“落后”、“肮脏”、“腐败”、“不文明”以及中国民族是“劣等民族”、大和民族是“优秀民族”之类的洗礼，加上日本人操作细腻，几乎不留痕迹，一切犹如“自然发生”，结果日本的“李登辉工作”终于发酵，完全按日本人的意志打造出一个“亲日反华”的李登辉。

换言之，中岛教授在“李登辉工作”中的突出业绩，主要体现在将“分裂中国”意识深深地灌输给了李登辉；而中岛岭雄正是凭着这一“才能”，很快获得李登辉欣赏而被聘为“政治顾问”，并通过献计献策直接影响李的思想和决策。正是在中岛教授等日本右翼知识分子的启发和诱导下，1990年“台独”学者王世榕、1999年“台独”头目李登辉先后抛出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和平七雄论”、“中国七块论”。

王世榕，笔名王文山。他在所著《和平七雄论》一书中，建议将中国大陆分裂成东北、内蒙古、新疆、西藏、蜀黔滇贵、“再加上华中以长江为界分割的南北两国”共七个国家。其“和平七雄”概念源于中国古代的“战国七雄鼎立说”。值得注意的是，其“和平七雄”不包括台湾，意在表示台湾早已“独立”于中国之外。李登辉非常欣赏这本书，“读过第一遍之后赞不绝口”，不仅向台湾当局高官赠送该书，要求他们详读、精读，而且极力向日本资深媒体人深田佑介、美国加州柏克莱大学教授施乐等“国际友人”推荐。其中在向日本右翼分子深田佑介力荐时，还特别表示这本书令他“十分感动”。

1999年5月，李登辉抛出《台湾的主张》一书。该书不仅由日本PHP研究所负责人江口克彦代为捉刀，而且书中兜售的中国“七块论”以及两个月后又抛出的“两国论”，均源于日本右翼学者的“分裂中国”构想或方案。

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一书中宣称：“兼具霸权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大中华主义，对其他亚洲国家而言，仍然极具威胁性。…倘此情形继续存在，亚洲将永远不会有安定之日。”
因此他建议称：“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文化与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的地区享有充分的自主权，如台湾、西藏、新疆、蒙古、华南、华北、东北等，大约分成七个区域，相互竞争，追求进步，亚洲或许会更安定。”

说白了，就是希望中国分裂成上述七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东京《时报》曾明确指出，李登辉的“七块论”源于日本。

这本贩卖“中国分裂论”的书在台湾很少有人问津，可在日本却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甚至被日本右翼媒体吹捧为对“和平的一种新提案”。同年7月，李登辉在接受“德国之声”电台专访时又抛出“两国论”；8月，在与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平松茂雄对谈时又抛出日台印“夹击大陆论”，一再挑战“一个中国”底线。很明显，李登辉的“七块论”、“两国论”、“夹击大陆论”等每个谬论的出笼，都是日本右翼学者启发、点化和诱导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李登辉与中岛岭雄、江口克彦、平松茂雄等日本右翼知识精英的共同“杰作”。

2、司马辽太郎

司马辽太郎是日本右翼作家，也是日本“分裂中国研究”队伍中的代表人物之一。司马辽太郎原名福田定一，战时作为侵华日军曾涉足中国辽宁等地。因崇拜司马迁而改姓司马，以表达“远不及司马迁之太郎”之意；而中间加一“辽”字，则暗含怀恋“满洲故地”和希望重新“经略辽东半岛”之寓意。

司马辽太郎本是一位作家，但为了研究如何分裂中国而专研历史，企图从历史角度论证台湾“不是中国的”。然而非常遗憾，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这样的历史根据。

1994年3月底，大陆发生“千岛湖事件”，一度引发两岸关系紧张，日本决定趁机加大“李登辉工作”力度。这次衔命赴台的便是司马辽太郎。结果，通过一番对谈一举“策反成功”，自此李登辉的政治思想理念完全向日本倾斜。4月30日，日本《周刊朝日》首先刊载了两人的对谈录——《场所的苦闷——生为台湾人的悲哀》；4月30日至5月2日，台湾《自立晚报》予以翻译连载。

司马辽太郎在与李登辉对谈中，是按如下步骤阐明支持“台独”险恶用心的：

(1)他无视明朝郑氏和清王朝统治台湾200多年的历史，说什么“台湾除了原住民之外，17世纪以来，一直是海上难民的无主之地”；“1895年起的50年间，台湾曾是日本的领土。”他意在表明，按照国际法“先占”原则，“无主之地”的台湾最早为日本“领有”。

（2)他援引“台独”分子邱永汉的话说，“如果不是如此（指日本殖民统治台湾50年)，台湾岛也会一直如同邻近的海南岛一样”。他意在强调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和“开发”台湾的所谓“贡献”。

(3)他先用“中华”一词“含糊不清”引诱李登辉说出“‘中国’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然后自己再推进一步说“连‘中国人’这个词也是”含糊不清的，企图通过否定“中国”一词作为国家概念的国际法含义，彻底否定《开罗宣言》有关“日本必须将满洲、台湾、澎湖列岛归还中国”这一规定的国际法意义。

(4)他指责战后初期国民党的统治说：“台湾与日本分割之后，迎接了‘中华民国’的闯入。意外地本岛人遭受到强烈的压制”，结果“战后有一段时期，人们曾因国家所带来的毫无理由（的）迫害，而胆战心惊。”他抛出这番话，既意在挑拨台湾岛内的省籍对立，又意在表明已经“好不容易才获得了今日这种高水平的自由和法治”的台湾，应脱离中国而“独立”。

（5)他还以中国版图过大为由，进一步说明中国“应该”分裂。

他说：“我认为北京政府治理那样广大的版图确实不易。中国将西藏、内蒙古收为国土，从居民的角度来看实在是很奇怪。实际上内蒙古、西藏的居民好像很痛苦”“一个国家是有适当规模的。大约像法国吧。它刚好和四川省差不多的大小，然而四川省永远还是四川省，而法国却产生了文明。光一个北京政府，要控制比整个欧洲更广阔的地域，实在太勉强。不管怎么做，都会成为粗暴的国内帝国主义”。其言下之意是，就连内蒙古和西藏都应该“独立”出去，那么台湾就更应当“独立”了。他甚至胡说“台湾转变成新的国家了”。这与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一再提出的类似主张和暗中策划“满蒙独立运动”如出一辙。司马辽太郎的上述奇谈怪论连同他的名字，彻底暴露出这个日本右翼作家对台湾的领土野心。实际上，司马辽太郎自己也毫不隐讳这一点。

3、小林善纪

小林善纪是狂热的民族主义右翼漫画家。他1953年生于福冈，1975年在东京大学读书期间就发表了连载漫画《直通东大》，开始在漫画界崭露头角。在美化侵略战争的漫画书《战争论》畅销后，小林成为日本右翼理论界的新宠、李登辉的莫逆之交、陈水扁的座上宾，也使一些“台独”分子从其身上看到了新“希望”。

“台独联盟”主席黄昭堂就曾评论说，《台湾论》是继司马辽太郎出版《台湾纪行》后又一本引起日本民众广泛关注台湾问题的书，唤起了日本年轻人对台湾“存在”的重视。

日本一位“有识之士”则认为，日本的右倾化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日本政府出现右倾化；90年代是日本知识分子出现右倾化；下个阶段就是日本大众右倾化。小林善纪用漫画书进行思想毒害，就是日本右翼推动民众尤其青年右倾化的“利器”之一。

果如其言，在刚刚过去的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确出现了日本民众右倾化这一堪忧的后果。

2000年5月下旬，在旅日“台独”分子、作家金美龄的引见下，小林善纪赴台遍访了李登辉、陈水扁、蔡焜灿、许文龙等“皇民”知音。小林返日后，马上将访谈内容以漫画形式在右翼刊物《追求》上连载，后汇编成《台湾论——新傲骨精神宣言》（一般简称《台湾论》）一书。此前，小林已在漫画书《战争论》中全面否认日本侵华历史，大肆兜售“两国论”、“台独论”、“大和民族优秀论”、“傲骨主义精神”。小林感到意犹未尽，于是又抛出了《战争论》的续篇——《台湾论》。《台湾论》封面上的主角，是已经成为“台独”势力总头目的李登辉和其他几个老“皇民”分子。

小林善纪创作《台湾论》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通过采访台湾一小撮媚日“皇民化台独”分子，通过他们的口歌颂日本当年的殖民统治，制造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良好”形象，为日本“能领导亚洲走向下一个世纪”做准备；而基于“日本情结”和“台独”欲求，李登辉、蔡焜灿等一小撮“皇民化台独”分子自告奋勇、大力配合。该书除继续在历史问题上兜售卢沟桥事件“中国阴谋说”等严重歪曲历史的货色外，主要围绕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台湾的“功绩”发表谬论。

小林为了否定台湾已经归还中国，竟信口雌黄说：《波茨坦公告》第八条“同样是个大骗局。因为‘开罗宣言’事实上不存在。”小林如此罔顾史实，着实令人吃惊。众所周知，中美英三强领袖不仅在开罗会议期间(1943年11月22一26日)共同发表了具有国际法性质的《开罗宣言》，举世皆知、无需查验，而且其中“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之规定，更是字字清晰、句句确凿、无需再辩。

小林不仅矢口否认蒋介石说过“以德报怨”的话、做过“以德报怨”的事，而且故意将“二二八”事件死亡人数夸大为“28000人以上，约占当时总人口的二百分之一”，并对蒋氏父子尤其蒋介石的台湾统治进行长篇累牍地责难。

他宣称：

日本战败后，“历经五十年所营造的庞大资产，被平白奉送给蒋介石统领的中国国民党，…转眼间成为蒋介石的意外之财”；“放弃对日赔偿本来即为理所当然之事。蒋介石不法侵占的庞大资产，早已超过其合理应得的赔偿金额。…是故直到今天，国民党仍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党”；“蒋介石从大陆来到台湾之后，为台湾人带来无数的悲剧与噩梦，直到今天仍未解除。…美国人只不过在日本丢下两颗原子弹，但是却在台湾丢下一个蒋介石。”

4、大前研一

大前研一是全球经营管理大师、日本“战略之父”、经济评论家、斯坦福大学客座教授，其言论在日本乃至国际社会极具影响力。值得注意的是，大前研一还曾是李登辉的顾问、直接为李登辉献计献策。

他策划成立的“亚太运营中心”，主要是运营如何让台湾“远离中国”。在新世纪伊始的2001年前后，“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勃兴论”等预测中国未来的相互对立的观点在日本盛行一时，反映出日本人嫉妒、焦躁、危机、羡慕等种种微妙复杂的心理。

就是在这一背景下，2002年3月大前研一出版了《中华联邦》一书，在日本和海峡两岸引起轩然大波，轰动一时。大前研一大胆地预测说：“台湾和中国将以‘中华联邦’的形式统一，其时间是2005年。”

表面上看，大前的这一预测与霍顿·查在2001年11月出版的《中国不久就会崩溃》一书的预测一“中国在五年以内崩溃”一正好相反，但只要看一下其“中华联邦论”的内容，立即就会明白他到底在主张什么。

大前研一是这样诠释“中华联邦”的含义的：

“我十几年前就提倡‘中华联邦说'，为了能和中国顺利交往下去，我创造了‘中华联邦’这一概念。其中我向台湾政府发出忠告说，中国可以分成几个地区国家，如‘作为地区国家的台湾’、‘作为地区国家的香港’，北京可以当盟主。”

无独有偶，1990年10月中国战略学家何新在访日与日本同行座谈时，警觉地注意到日本人有分裂中国之企图。其中，有“日本思想库”之称的野村综合研究所顾问、国际问题专家佐伯喜一就明确提出：“中国太大，无论如何也管理不好。不如让各地分散开，任其独立发展”，最后采行“联邦制”。不难看出，大前研一的“中华联邦论”与佐伯喜一的“中国联邦制”均等同于“中国分裂论”，并无二致。

5、冈田英弘

冈田英弘系日本常磐大学教授，研究领域较为广泛。他早年主要研究《满文老档》，一度获日本学士院奖；后转而研究如何“分离台湾”，尤其重点论证“台湾地位未定”。冈田教授是按以下看似严密的逻辑来推导出其“台湾地位未定论”的。

首先，冈田把“清朝”与“中国”割裂开来。

他宣称：

“台湾由明朝残余郑成功建立亡命政权，历经三代是一个独立国家”；“清朝康熙帝征服台湾后，在那里设置了守备队，但不是把它作为中国的一部分来统治”；“有清一代中国人不曾参与帝国的统治”，“中国是大清帝国的殖民地，中国绝不是清朝，清朝也就不是中华帝国”；“台湾原本是从清朝割让出来的，要归还也只能归还给满洲人，然而满洲人的国家已不复存在，所以事实上已做不到”；“日本既然不是从中国夺取的台湾，当然也就无需归还给中国”。

可见，这位冈田教授研究“分离台湾”的视角很特别，即靠早年研究《满文老档》的历史“底子”来论证“大清帝国绝不是中华帝国”、“台湾一次也没有成为过中国领土”、也不该“归还给中国”，企图从根本上推翻“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通解。然而，冈田教授的这套逻辑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以汉满蒙回藏苗壮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在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已经融合为一个统一民族——中华民族，不仅形成了共同的文化体系和经济体系，而且事实上形成了共同的政治体系（即政权体系），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某个“民族”成员来主要行使这一统治而已。清朝当然主要是由中华民族的一员满族建立和统治的封建王朝，但绝不是仅由满洲八旗人来统治。

只要是清朝治下的子民，只要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任何读书人都可以通过“科举取士”途径直接参与国家政治生活，怎么能说“有清一代中国人不曾参与帝国的统治”呢？即便冈田教授所谓“中国人”仅指汉民族，这一结论也是不成立的。

其次，冈田从历史回到现实。他宣称：

1945年10月25日台湾末代总督安藤利吉向新任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投降，“只是接受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的命令由中国接收台湾的行政权而已，并非日本将台湾‘归还’给中国”“旧金山条约…只是放弃台湾，哪里也没有归还”。

冈田支持“台独”的这些谬论当然是狡辩或诡辩，况且这种视而不见或故意回避《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相关国际文件的做法，也不应是专家教授所为。

6、柳本通彦

柳本通彦系长期旅居台湾的日语教师，后围绕台湾和冲绳问题不断撰写调查报告发回国内或“著书立说”，但研究重点集中在如何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为了让日本人更直观更“切近”地了解“台湾独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而支持“台独”，

柳本在2000年出版的《台湾革命——紧迫！台湾海峡的21世纪》一书中，居然进行了一次大胆的“置换”，即将中国和台湾地区相应置换成日本和国后岛，真可谓煞费苦心。

柳本通彦假设，把中国置换成“日本”；把“中华民国”置换成“日本国”；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置换成“日本人民共和国”；把台湾置换成“国后岛”；把香港置换成“冲绳”；把侵略中国的日本置换成“×国”；把国民党置换成“民国党”；把故宫置换成“正仓院”；把北大和南大置换成“东大”和“京大”等。在把地名、党名、“国名”和“政府”名称等全部置换成日本人熟悉的名字后，柳本最后诱导即“启发”式地向日本人民问道：“以上我试着把台湾所处的状况置换成日本。各位，你感得东京政府的主张有道理吗？或者你对国后人的自立意识有共识吗？”

柳本通彦如此“置换”和诱导性提问，真可谓处心积虑、手段歹毒。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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