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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推进转型,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这当然是对的。但很少有人会追问:为什么中国会成为投资型经济?是因为凯恩斯主义吗?
凯恩斯主义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处理方式,这并非中国的选择。中国强调投资和扩大财政赤字,源于强大的执行力。这种深入骨髓的集体主义理念,又让精英群体深信生产性才是实在的,金融性、服务性都是虚的,这是典型的经济唯物主义。加入 WTO 后,中国经济发展气势如虹,在比较优势的推动下,中国制造实则在为全球提供服务。2025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30%,连续 15 年位居全球第一,这与美国形成鲜明对比:美国 2024 年制造业全球占比约 17.1%,而消费占全球约 30%,中国消费占比约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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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数据对比说明了什么?
说明我们的劳动热情比较高,而他人的生活享受度比较高。这本身就是个结构性问题,但一些瓜众却坚信 “中国赢麻了”,认为自由主义的西方经济即将崩溃。如果学者也普遍持有这种观点,那便是中国经济学的悲哀。因为当我们正处在从投资型向消费型的转型过程中,全球产业结构已在发生深刻变化,这正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
传统工业的核心要素是资本 + 劳动力,而后工业时代则转向知识 + 技术 + 信息。这意味着,对传统制造的依赖度越高,转型的创造性破坏就越剧烈,转型难度也越大。中国制造的优势,是今天的优势,也可能成为明天的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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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富士康为例,昆山富士康巅峰时期有 11 万工人,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机器人生产线上马后,员工减至 5 万,这必然伴随转型阵痛。失业工人在流水线上的技能变得一无所用,大量曾引以为傲的 GDP 将成为异质资产。
因此,我们要修正一个误区:不能认为中国制造强大了,就意味着美国经济衰退了。真相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后工业时代的推进步伐比中国更快,这也是全球重构供应链、“去中国化” 背后更广阔的背景。不能将美国制造业回流理解为追赶中国制造,这是时代级的产业重构。我们不能没完没了沉浸在充满民粹主义色彩的自嗨中,少一些智库中虚头巴脑的 “副主席”,多一些AI深度习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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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台积电亚利桑那工厂,并非简单建造一座芯片工厂、与中国比拼芯片产能,而是美国打造本土 AI 核心产业链的关键布局,未来将冲击 2nm 等更先进制程,为美国后工业时代的核心 —— 知识与技术驱动型经济提供算力支撑。而国内仍然在一脑子地谈人工成本,进而得出 “美国制造业永远无法回流” 的结论。
中国同样要面对后工业转型时代。当大量机器人生产线淘汰一线工人时,中国的分配制度将经历严峻考验。
黄奇帆提出,中国要在 2035 年新增四亿就业岗位,但现实情况是,后工业时代大概率会挤压就业空间,减少大量工作岗位。如果不进行分配制度改革,将很难实现从投资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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