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止于江南：鲜为人知的建德

《江南以南：被湮没的严州府》是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系教授杨斌的最新著作。在本书中，作者延续其在先前著作中的全球史、跨区域史视角，将严州置于一条绵延流动的路线上。从严州北上，循新安江—钱塘江至杭州，再由运河抵北京；向南则经泉州、福州乘季风出海，联通南亚与东南亚。这条路线上的人员、物资、信息往来不绝，本书的故事由此展开。

以水为媒

传统意义上的江南，主要指江苏南部与浙江北部所处的长江三角洲平原。千百年来，这一地区一直是富甲一方的鱼米之乡。与之相比，位于杭州以南的严州府却鲜少引人注目，因为它并不属于典型意义上的江南核心区域。严州的自然景观与江南大相径庭，以起伏的山岭为主，素有“七山二水一分田”之说。这里土地狭促，耕作不易，大多数居民并非依赖农耕为生，而是以山林资源、渔业及手工业维系生计。正因如此，严州既受江南文化的浸润，又自成一方独特的社会人文图景。

历史上，严州府辖建德、寿昌、淳安、遂安等县，其中建德县为府治所在地。随着清末民初的行政区划改革，严州府已不复存在，而建德县则延续至今，成为现代行政区划中承载严州历史记忆的主体。

坐落于浙江西南群山之间，建德县自古就以“一水一山”而著称。所谓“一水”，即新安江—钱塘江的上游干流。它自徽州奔涌而出，是通往杭州的水路要道，并在杭州转入京杭大运河，沟通江南与华北平原。自唐代以来，这条水路便是重要的贡道。所谓“一山”，则是因北宋徽宗年间方腊起义而声名远播的乌龙山，雄峙江畔，俯瞰千里。建德县城便偎依于乌龙山南麓而建。城南门外，新安江水悠悠而过，山水相依。

浙西南山区地势封闭，但严州依托钱塘江，得以与杭州相连，成为沟通内陆与江南的重要水路枢纽。作为钱塘江上游的重镇，严州既是各地物产汇聚中转之所，又为下游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物资。青石、木材、桐油、漆料，皆由此地山岭出产，随江水而下。江南平原素不产煤，入冬之后对柴薪与木炭的需求尤为迫切。严州的山林资源成为杭州乃至更广阔江南社会赖以取暖和维持手工业生产的重要能源。在建德县北部的坌柏，当地百姓多以砍柴和制炭为生，再由船只顺流转运而下。相比于陆路，水运不仅省时省力，更大大降低了成本。

千百年来，江南以水为媒，舟行其间，驮载的是商贾百货，也是文人旅思。蜿蜒的新安江、富春江与钱塘江，串联起徽州、严州与杭州，并为沿线带来了繁荣。即便在民国时期沿新安江—钱塘江的公路建成通车，但水路以其低廉的运费仍是区域内最主要的运输通道。

这种以水路为纽带的交通格局，直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水电工程的兴建方才发生根本转折。1959年，新安江水电站横亘江面，阻断了上游千年的通航，徽州至杭州的舟楫自此无复往返。1969年，富春江大坝在建德、桐庐交界处合龙，严州与杭州之间的水道亦随之隔绝。取而代之的是千岛湖与富春江水库的浩淼水面。沿岸古镇与村落尽沉水底，昔日市集的喧嚣与江上帆影一同湮没，化作建德历史深处不为人知的过往。

源自江南

伍子胥生于楚国，辗转宋、郑，终入吴国而死。他一生未到过建德，但关于他的故事自苏州发端，沿江南水路层层传播，终至建德。宋代以来，地方志与乡里记忆中已可见与其相关的祠庙，亦有以其名命名的溪流、渡口与村落。“忠烈”的人物形象，使他在建德北部首先被尊为忠臣之神灵。而在水乡社会对祈雨、护堤与航运安全的期待中，他又被赋予水神职能。于是，伍子胥的传说与奉祀不只是空间的扩张，更是沿水而行、随人而迁的流动信仰史。

明清时期，琉球国贡使自福州登岸，北上多沿新安江—钱塘江的水路接入江南交通网络。闽人及其海外后裔，是承担琉球朝贡往来与相关贸易的主要群体。明初“闽人三十六姓”入居琉球，并世代参与来华朝贡之事。同时，妈祖信仰亦随之东传琉球。在闽人聚居的久米村，曾建有三座天妃宫。而在严州这一内陆山区，尚存建于乾隆十六年（1751）的天后宫，为闽人参与海外贸易及域外信仰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自北京返程，11月9日抵杭州，多数成员随使团沿钱塘江南下赴广州。船队行至严州境内时，恰与北上入京的琉球使团相遇，成为琉球与英国的首次官方接触。根据英国使团成员斯当东的记录，两位年轻的琉球使臣强调琉球港湾良好、无海禁，并产铜铁与茶叶，诚邀英国及其他欧洲商人赴琉球经商，显示出强烈的商业意识。

彼时琉球尚循清廷朝贡旧规，而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目的正是为了请求清朝扩大通商。严州境内的这次邂逅，呈现了东西方两种贸易制度的短暂交会。琉球使臣的主动经商之邀，一方面反映了朝贡体系内部对外部市场的观察与回应；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其对自身处境的忧虑。此时的琉球既是清王朝的朝贡国，同时也是日本萨摩藩的臣属。琉球在中国和日本两个朝贡体系内斡旋，充当缓冲地带。直到1872年至1879年间，日本帝国吞并琉球，设置冲绳县，结束了琉球对清朝朝贡的历史。此后，沿严州北上的这条贡道上便再无贡使的行迹。

在海外发现江南

宋室南迁重塑了区域格局，作为腹地的严州因此受益，城市的兴衰也与南宋政权的命运相连。南宋政权终结后，围绕宋人的记忆与叙事伴随人口迁徙而跨境流动，逐步成为跨国信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源出严州的跳海殉宋的“杨太后”传说，其事迹与形象在南海沿岸广为流传，并在越南被转化为海神“南海四圣娘”的重要原型之一。在越南沿海庙宇与港口市镇，圣娘之祀常与航海平安相连，因此香火不绝。

崖山败亡之后，以丞相陈宜中为首的上万南宋军民远走越南。随迁人群携带的记忆与叙事，使“杨太后”的忠烈与母仪形象在越南在地化，进而被塑造成“南海圣娘”的重要来源之一。在越南兴安地区，杨太后的妹妹“杨贵妃”亦受奉祀。金洞县香杨村有“宋杨贵妃祠”，该村旧名“华杨村”，邻近黎朝时期的商贸重镇铺宪，是越南北部对外贸易的中枢之一，聚居在此的华人尤多。正是这种市舶网络与侨民社会的结合，为“宋杨贵妃”信仰在海外的延续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随着华人社群在海外落地生根并与在地社会持续互动，越南民众也逐渐接受了“南海圣娘”“宋杨贵妃”等华人信仰，并在数百年的口述与书写中演化出本地版本。越文史料如《南海四位圣娘谱录》《皇越一统舆地志》记载：杨太后与公主投海后化为海神，漂至乾海门，终为越南百姓立庙奉祀。至14世纪的陈朝时期，这一民间信仰获得官方认可，被敕封为“国家南海大乾圣娘”，由此完成从侨民信仰到国家祭祀的转换。

南宋虽亡，宋代形成的严州与杭州间水路贡道并未因朝代更替而中断。正因这条贡道上接杭州、再由京杭大运河北通北京，严州在宋元时期遂成为东南地区乃至海外使节北上的要冲。来自南亚与东南亚的贡使顺西南季风入航，先抵泉州、福州等港口，继由衢州—金华一路转入钱塘江上游的严州，复达杭州。到了元代，更可沿大运河继续北上，直抵元大都——北京。

2024年，摩崖石刻爱好者于一方摩崖石刻上见有“建德文武官员迎接、护送占城国贡物过境”的记载，为严州的这条古老贡道增加了新的实物证据。约于1322年来华的意大利旅行家鄂多立克亦记述了这条北上路线，其游记详载了钱塘江上游所见，诸多细节与严州相合，并生动描绘了江上以鸬鹚捕鱼的场景。

这种以鸬鹚助渔的传统延续至清代未绝。《乾隆建德县志》中记载钱塘江上“九姓渔民”仍“操小舟、养鸬鹚”为业。于鄂多立克来华前后，无论30年前自大都南下泉州的马可·波罗，抑或20余年后自泉州登陆北上的伊本·白图泰，其大致行迹皆循同一路线，途经严州一带。于是，诸如鸬鹚捕鱼这类江南地域性风俗，借旅行者与使节的文字与口碑外传海外，成为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想象。

作为连接广阔内陆腹地与海外世界通道上的重要节点，严州成了贡使、商旅与信仰的交会之地。正如作者所言：“严州虽小，建德虽偏，却属于一个跨地区、跨文化乃至跨国的世界，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政区划分的狭隘与封闭。”由严州与建德回望世界，所见的是纵横交织的历史脉络，而非江南一隅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