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尔特·冯内古特的人文科幻小说观念

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1922—2007）是美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印第安那波利斯。其祖上是来自德国的移民，父亲是建筑师。1940年，他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并为校刊撰写专栏文章。在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他于1942年应征入伍，远赴欧洲战场。1943年，冯内古特遭德军俘虏，被囚禁在德累斯顿战俘营。1945年2月13日，盟军在夜间使用飞机轰炸德累斯顿，在地下储肉室里的冯内古特躲过劫难，保住性命。战后，冯内古特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硕士学位，后在哈佛大学任教。

库尔特·冯内古特

冯内古特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发表短篇小说，20世纪60年代开始出版长篇小说。代表作有《猫的摇篮》（Cat's Cradle，1963）、《五号屠场》（Slaughterhouse-Five，1969）、《冠军早餐》（Breakfast of Champions，1973），以及短篇小说集《牢狱欢迎你》（Welcome to the Monkey House，1968）等。1994年后，冯内古特一度封笔，直到2005年出版《没有国家的人》（A Man Without a Country）才再度引发关注。作为美国“黑色幽默”派的代表性小说家，他的作品常常以喜剧形式表现悲剧内容，在灾难、荒诞、绝望面前发出无奈的笑声，因此被奉为美国反战文化的经典。

概而言之，冯内古特的文学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阐发了一种新的科幻小说观；二是提出了一种新的幽默概念，即“绞刑架幽默”。

《五号屠场》1999版书封

科幻小说与人文科幻小说

自从工业革命以后，人文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之间相互不理解，甚至彼此蔑视。这让冯内古特深感不安。为了实现人文主义者与自然科学家的沟通与对话，冯内古特在其创作中践行人文科幻小说的写作理念。根据其表述的创作理念与践行的创作实践，人文科幻小说的指向大致如下：理想的科幻小说创作，既要描述科学技术对人文主义所构成的挑战，又要用人文主义中的优秀思想批判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冯内古特倡导的科幻小说观念，其新颖之处或许就在于它强调和凸显了科幻小说的人文主义色彩。

就科幻小说的发展而言，它是作家对科技革命的兴起所做出的回应。有学者指出，科幻小说的出现，应该始于18世纪后期同时出现的两次革命：法国革命和工业革命。这些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复活并改变了乌托邦传统，从空间性转向了时间性，从对地球上某种想象的理想社会的描写转向了对更好的社会模式的思考，并期望通过政治变革在自己所处的社会里实现。科幻小说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时刻，它以想象的小说方式，思考社会的变革，思考它的未来，以及科学技术对这种变革可能发生的作用。

毋庸讳言，科技革命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科幻小说应运而生。

依照冯内古特的看法，科幻小说并不能仅仅是传播某种思想观念的载体。有评论家指出：“冯内古特早期的作品，特别是《自动钢琴》《泰坦女妖》与短篇小说，例如《牢狱欢迎你》与《哈里斯·伯杰龙》，常常被批评家们贴上‘科幻小说’的标签。”当批评家将他仅仅视为“科幻小说”作家的时候，冯内古特的内心多少是有些不满的。在收入《此心不移》一书的《论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一文中，他详细解释了个中原因：

“几年以前，我在通用电气公司的斯克内克塔迪（Schenectady）工作，完全处在谈论机器与机器思想的氛围中，因此我写了一部关于人与机器的小说……有些评论家声称我是科幻小说家。

对此我并不理解，我认为自己正在写一部关于生活的小说，是写关于在斯克内克塔迪耳闻目见的一些事情的小说。”

也就是说，在冯内古特看来，那些将自己仅仅视为科幻小说作家的评论家只看到了其作品中的科技题材和幻想故事，而忽视了其作品对人的生活和人类命运的揭示和关注。

冯内古特眼中的科学技术

作为一位知名的科幻小说家，冯内古特能够理性地看待科学技术。一方面，他认为科技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已被证明，另一方面，他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忧心忡忡。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科技是一把双刃剑，既能造福人类，又能伤害人类。如何才能让科技不伤害人类呢？他的解决方案是让科学家受到人文主义精神的熏陶，使其良知被唤醒，借此阻止科学技术滥用产生的危害。

为了使科技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得到限制，冯内古特希望科学家要有人文情怀。1969年，他在美国物理学会发表《美国物理学会的演讲》（“Address to American Physics Society”），明确表达了这种希望。这篇演讲后来被收录在《此心不移》中。在此次演讲中，冯内古特特别提及乔治·F. 诺伍德（George F. Norwood，Jr.）教授，因为后者称自己是人文主义物理学家（a humanistic physicist）。冯内古特指出：“如果诺伍德教授真的是一个人文主义物理学家，那么他也确实是我理想中的人，一个品行端正的物理学家应有的样子。一个品行端正的物理学家是一个人文主义物理学家。”在冯内古特眼里，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学家才是真正的科学家。毫无疑问，这种观念使其作品具有丰富的人文主义色彩。

冯内古特认为，在科技理性主导的时代，只有关注芸芸众生的命运，以人为中心，人类才能拥有文明，避免灾难。犹太集中营的大屠杀、广岛的原子弹爆炸，尤其是他曾经亲历的德累斯顿大屠杀，彻底地毁灭了他对科技理性的乐观主义态度，使得他对科技滥用现象忧心忡忡。冯内古特说：“我21岁的时候，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广岛事件后，我们丢掉了科学真理。我们杀死了在那里的每一个人。见证了德累斯顿被烧为平地之后，我作为那里的战俘返家。这个世界那时才了解德国的灭绝集中营是多么残忍……我从一个乐观主义者变成悲观主义者。”他还说：“我过去常常认为科学将拯救我们，科学确实也努力过。无论是赞同还是反对民主制，但我们并不能忍受任何巨大的爆炸。”

1945年，被空袭后的德累斯顿

虽然冯内古特对科学技术有过失望，但从未绝望，因为他在人文主义精神中看到了希望，发现了力量。在冯内古特看来，文学艺术家应该要坚持人文主义精神，在艺术创作中将人放在宇宙中心的位置。他表示：

“无论人类是否位于宇宙的中心，艺术都将人放在宇宙中心的位置。一方面，军事科学将人（包括其孩子和城市）视为微不足道的垃圾。巨大的宇宙中的人是卑微的——军事科学的这种观念也许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在艺术欣赏作品中，我否认人的卑微，我也请求你们否认这种观念。”

冯内古特的人生经历与人文科幻小说

对冯内古特而言，没有人文主义精神的科幻小说是没有灵魂的小说，艺术作品应该关注人，书写人存在的价值。

冯内古特心中理想的科幻小说必须具有人文主义精神。这一点可以在冯内古特对科幻小说大师艾萨克·阿西莫夫（Issac Asimov）的评论中看出端倪。在科幻小说研究中，阿西莫夫提出的美国科幻小说发展三阶段论受到冯内古特的欣赏。冯内古特曾经说：“迄今为止，伟人艾萨克·阿西莫夫将美国科幻小说的发展理解为三个阶段：1. 历险主导，２. 科技主导，3. 社会学主导，并且说我们现在处在第三个阶段。”按照冯内古特的理解，在第三个阶段即社会学主导的阶段里，科幻小说将会成为小说大家庭里的一员，“我也希望这是一个地球人历史的、先知性的大纲。我大胆地将‘社会学’解释为令人尊敬地、客观地关心地球的摇篮属性”。冯内古特所谓的“关心地球的摇篮属性”就是要关心人与地球的密切关系，关心地球对人类所具有的基础性作用。第三个阶段的科幻小说，既有前面两个阶段中科幻小说所具有的历险与科技属性，还坚持对人类终极价值的追求。

事实上，冯内古特之所以喜欢在创作中采用科幻题材，是与其生活经历密切相关的。在康奈尔大学的求学经历和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经历让冯内古特深刻体会到科学技术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他不断把这些感受写进小说里。

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经历引发了冯内古特科幻小说创作的热情。冯内古特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中发现，作家与科学家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泾渭分明，有时甚至互相鄙夷。冯内古特在通用电气公司的同事大部分都是科技工作者，整日都在钻研和探讨机器运作的原理与机器制造，而对文学鲜有兴趣。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则对科学领域了解甚少，他们“讨厌化学和物理，并且引以为荣”，因为在他们眼里，许多工程师都是“呆板、古怪、毫无幽默感并且有战争倾向的人”。冯内古特就此现象评论说：“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特别是最有代表性的物理学家。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理解的鸿沟——有时（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还互相憎恨和厌恶，当然大多数是由于缺乏了解。他们都荒谬地歪曲了对方的形象。他们对待问题的态度完全不同，甚至在情感方面也难以找到很多共同的基础。”这些工作经历不断进入冯内古特的小说创作中。例如，1976年，冯内古特面对《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杂志记者的采访，曾谈及通用电气公司的工作经历对其小说《猫的摇篮》的具体影响。他透露说，这部作品中的菲利克斯·霍尼克博士的原型就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欧文·朗缪尔博士（Dr. Irving Langmuir）。

值得一提的是，冯内古特所坚持的人文科幻小说观念与其家族前辈所坚持的人文主义精神有一定的关系。约翰·托美迪（John Tomedi）曾透露：“冯内古特的祖辈为了自由思想、人文主义与无神论信条移民到美国。冯内古特的曾祖父曾发表过一部论哲学的小书，名为《道德的教导》（Instruction in Morals）。……虽然冯内古特直到1976年才知道曾祖父的著作，但他早已接受了自由思想的观念——不仅否认基督教（或任何其他的）上帝的观念，而且强调人的尊严。”

冯内古特的战争经历对其人文科幻小说观的形成，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冯内古特大学时主修生物化学、参战不久后被俘、工作于通用电气公司，这些经历让他认识到科学技术已经危及人类的生存。在这三段经历中，参战被俘给他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很多年后，恐怖的燃烧弹仍然是他挥之不去的梦魇：“二战刚开始的时候，燃烧弹还算有块头，跟鞋盒一样长，而到了德累斯顿轰炸，它们只有一丁点小。这些燃烧弹就这样摧毁了一整座城。”他不仅从战争中看到科技给人类带来的致命威胁，还从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生态灾难和环境危机。对此，冯内古特进行了深刻反思：“在我看来，大多数关于在新环境下掌握新技术的真实故事都是残酷的或贪婪的。回顾过去，高科技人员的现实观念通常是愚蠢的或唯我论的。没有人是非常安全的，专家们往往很快就不再是专家了。”

本文选自《20世纪60至70年代美国文学思想》，第66—74页。此处小标题为后加，脚注从略，详见原书。

本文作者简介：宁宝剑，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主攻文学理论、荷马史诗、比较诗学，主持国社科项目“波尔菲利奥斯的‘荷马问题’研究”。

来源：宁宝剑/思飞学术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