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林总任红军大学校长，下设一科二科，三科都是谁任科长

“同志，听说今天要来一位新校长，你知道是谁吗？”1936年6月15日清晨，一名刚到延安的青年边整理被褥边低声问室友。房梁下的油灯闪了两下，回答颇有自豪感：“林总！一军团那个林，总算被总部‘请’过来了。”短短一句对话，透出当时延安城里弥漫的期待与紧张。

把时间稍稍拨回到一年多前。1935年秋，红一方面军历经两万五千里后抵达陕北，急需恢复元气，也急需补充中高级指挥员。于是，原本散布在瑞金、于都等地的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以及特科学校，被整编为“红军干部团”，拖着伤痕累累的身子北上。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这支“行军中的军校”刚把行李放下，就与陕北红军军事政治学校合而为一，挂牌“工农红军大学”。

1936年春，华北局势急速恶化，日本关东军对察哈尔和绥远的窥视不再掩饰。为了凸显抗日旗帜，中央决定把“工农红军大学”更名为“西北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不是换块牌子那么简单，它意味着招生范围也得随之放大：无论出身苏区，还是来自沦陷区，只要想和侵略者死磕，都欢迎。

这一招确实奏效。短短三个月，报名表堆出半人高。学员成分五花八门：延安附近的羊倌、北平地下党交通员，甚至还有从上海租界偷渡西北的青年画家。教室不够，就把枣园窑洞改成课堂。就在这股热潮里，6月初，中央军委再度下令：学校升级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并任命林彪为校长。

为什么是林彪？理由很直白：资历足够硬，也能服众。二万五千里的冲锋数不过来，正规军事教育也沾过边，1919年就在武昌陆军讲武堂练过操。再加上他指挥红一军团时屡屡以少胜多，课堂上讲“运动战”绝非纸上谈兵。更关键的是，毛泽东亲自点将——这一点，让不少犹豫的青年彻底下定决心。

校长到任后的第一把火，是把庞大的学员队伍拆分成“一科、二科、三科”。说是“科”，其实相当于后来正规院校的大队或系，既便于教学，又便于管理。每科必须配一位既懂打仗、又会教书的带头人。于是，“三驾马车”迅速确定。

一科科长——陈光。长征期间担任红二师师长，在乌蒙山通宵激战两昼夜的硬汉。别看学历不体面，身上刀口弹洞多到数不过来，战例倒背如流。林彪特意交待：“一科要练最硬的尖刀营，陈光再合适不过。”陈光听罢回答简单：“保证完成任务！”紧靠实战遴选教材，加点土办法，学员们一个月就能拆装捷克式机枪，一半人还能夜间投准手榴弹。

二科科长——周士第。黄埔一期出身，北伐时就摸过装甲列车，理论功底是众人之冠。林彪寄望二科打好“基础课”：地图判读、炮兵射表、濒临战败的欧洲各国新战例；周士第在黑板上画完阵形，转身就拉着学员抄小路到延河边踢正步。有人私下议论他“教条”，可真到山地行军时才发现脚法决定体能——二科几乎无人掉队。

三科科长——周昆。换牌以前，他就是“西北抗大”校长，教学体系与陕北土情最熟。新机构成立后，他把自己从“校长”降为“科长”毫无怨言，还把老教材重编一遍，融入政工课程和群众工作案例。毛泽东对他提了三个字——“保特色”。周昆爽快答应，三科于是成了政治教员和地方干部的“速成班”，窑洞里常常夜半灯火通明。

一个月后，林彪抽样考核。夜间越障，一科全员按时抵达；二科利用信号弹指示方向，缩短行程约六分之一；三科在遭遇“地方武装”俘虏的假设中，凭口才和策略“策反”对方，安全脱困。林彪在汇报会上难得露出笑意：“看来这三科，各有拿手戏。”

值得一提的是，学校对外并未停止招生。延安城外常能见到挑着行李的青年奔波而来，口音南腔北调。一到报到处，工作人员先问一句：“识字多少？打算学什么？”若是识字不多，就送去识字班；若干专业性较强，则按三科需求分组。流程简单，却最大限度保证了效率。

从6月到年底，红军大学共扩招三批，仅学员数字就达历史同期之最。训练处刘亚楼深夜仍在窑洞核对名册，顺手在边角写下“万人之学府”五个字。后来回忆起那段日子，旁人说他“夸张”，可他坚持记录：“眼见为实。”

不得不说，这三位科长的组合颇具代表性：陈光的“实战牌”、周士第的“正规牌”、周昆的“政治牌”，对应当时红军最需要的三类骨干——前线指挥、专业技术、政工干部。三套体系并驾齐驱，给后来八路军、新四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次体系化培训，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初，那些名不见经传的连长、指导员还能否在华北敌后迅速站住脚？很难。

当然，教学条件依旧艰苦。枪械大都翻修过，教材多为油印本，学员的草鞋常常走不到毕业典礼。但就在这样拮据的环境里，日后赫赫有名的数百名高级将领完成了“升级打怪”的关键一环。

1940年代初，国共双方多次战役的资料里，常见当年三科毕业生的名字：湖南作战的某团长、皖南突围的某政委、辽沈战役突击纵队的一线营长……他们的军功章上，或多或少都烙着延安窑洞里那盏油灯的影子。

今天再看1936年的这场“科长布局”，决定权在林彪，指导思想却出自中央高层，执行者则散布在战壕与课堂之间。三条线衔接顺畅，才保证了抗日战争初期红军主力改编的底气。延安枣园旧址墙上，依旧能看到陈光当年手写的两行粉笔字：“战争是最好的教科书，前线是最高的讲台。”这句话写在墙灰上，却被一届又一届学员背了下来，也浸入他们后来指挥的一场又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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