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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佩雨，中国科学院科技史文献学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国学国医教研室主任。

在科技史文献考据与中医药文化传承的交叉领域，中国科学院科技史文献学博士后、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国学国医教研室主任常佩雨以二十余年深耕之功，构建起“文献释读—历史溯源—当代转化”的研究体系。其学术足迹横跨先秦简牍考证、近现代科技史梳理与中医药典籍活化，为传统学术的现代性阐释提供了鲜活范本。

一、学术根基：从文献考据到科技史深耕

常佩雨的学术积淀始于郑州大学文献学专业的系统研习，从硕士到博士阶段的八年深耕，使其练就了扎实的出土文献释读功底。这一时期，他以战国竹简为研究核心，产出系列重磅成果：《上博简逸诗〈多薪〉考论》通过文本校勘与文献互证，厘清了先秦逸诗的流传脉络，被人大报刊复印中心全文转载；《上博简孔子言论修辞初探》则从文学视角切入思想史研究，获《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摘。这类“以简证经”的研究方法，为其后续跨界科技史埋下伏笔。

2012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后，常佩雨将文献学方法融入科技史研究，完成从“古籍释读”到“历史重构”的跨越。他撰写的《张稼夫在中国科学院》一文，通过档案梳理与口述史印证，还原了新中国科技体制初创期的关键细节；而与徐正英合作完成的中华书局版《周礼・考工记》译注，更是将科技史视角注入经典解读，该书以56万字的篇幅系统阐释了先秦科技制度，获全国“古籍整理优秀图书奖”。这种“文献实证+科技视角”的研究范式，成为其学术标签。

二、跨界突破：中医药与科技史的双向赋能

转型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学院后，常佩雨开启“科技史+中医药”的交叉研究新路径，现任国学国医教研室主任、儒医分会常务理事等职，构建起多维研究矩阵。在典籍研究领域，他主持的“东周秦汉文物文献中的医药史研究”项目，通过天回医简、郭店简等出土文献与传世医籍的比对，揭示了秦汉前医药认知的演化轨迹。在2023年“出土医药文献漫谈”沙龙中，他特别指出天回医简中的经络图可补《黄帝内经》研究之缺，为中医理论溯源提供了关键实证。

在科技史与中医药的融合研究中，常佩雨尤为注重“古为今用”。他发表的《清代于准〈齐治录〉内容及其科技史等价值论略》，从明清儒学文献中发掘传统医药与科技互动的史料；而主持编制的《康养服务规范》《食药同源产品经营规范》等国家团体标准，则将文献研究成果转化为产业实践指南。这种“史料—理论—标准”的转化链条，彰显了智库学者的务实特质。2024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他进一步提出“中医药文化普及需以经典阐释为根基”的观点，主张通过孙思邈养生思想的现代解读，推动传统康养智慧的生活化转化。

三、实践延伸：从学术研究到文化传承

作为高校学者与智库专家，常佩雨始终践行“学术下沉”理念。在教学领域，他主讲医古文、中医文献学等课程，将《孝经》《周礼》等经典与中医药理论结合，创新“经典研读+临床案例”教学模式，获评“北京中医药大学十佳班主任”。在文献整理领域，他牵头完成《于成龙诗文选注》《于成龙判牍译注》等多部典籍校注，其中判牍译注通过32篇民事案件文书，还原了明清“儒医共治”的社会图景，为中医药社会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

在智库服务层面，常佩雨深度参与产业标准制定与文化传播。他建议借助中国实学研究会平台制定研学标准、发布产业蓝皮书，推动文物文化资源向教育产品转化；主持的“同仁堂发展史料搜集整理”项目，通过企业档案与科技史文献的交叉分析，为中医药老字号创新提供历史镜鉴。这种“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产业服务”的闭环，使传统文献研究突破象牙塔局限，彰显出当代智库学者的社会责任。

从战国竹简到中医药典籍，从科技史考据到产业标准制定，常佩雨以文献为钥，在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实践之间搭建起沟通桥梁。其研究既延续了中国考据学的实证传统，又注入了跨学科的现代视野，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学术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