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头子康泽特赦后，在报纸上看到毛主席的文章，激动到不省人事

有些人的名字，能被顶头上司记住，就算烧高香了。

而康泽这个人，他的名字，被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都挂在了嘴边上，一个想把他当接班人培养，另一个则点名说他罪不容恕。

这事儿得从1948年夏天说起，襄阳城刚打下来，城里头乱糟糟的，一股子血腥味混着火药味。

解放军战士清扫战场的时候，在一个臭气熏天的下水道里，发现了一个活人。

这人穿着国民党中将的军服，外面套着件士兵的破棉袄，脑袋上扣着个钢盔，整个人缩成一团，抖得跟筛糠似的。

战士们把他拖出来，浑身上下糊满了黑泥，狼狈得就跟头刚从泥潭里捞出来的猪。

谁也没想到，这个“泥猪”，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第15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消息一层层报上去，很快就到了西柏坡。

毛泽东主席看到电报，亲自回电祝贺，还特意加了一句：把康泽这个人，给我安安稳稳地送到华北，派人看紧了。

这道命令的分量可不轻，当时三大战役还没开打，统帅部忙得脚不沾地，能让主席亲自点名关照一个俘虏，可见这个康泽绝不是一般角色。

说起康泽，那在国民党里头可是个响当当的人物。

他和戴笠，当年并称“康戴二公”，都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心腹里的心腹。

他手里攥着的“别动队”，更是蒋介石的一把屠刀，专门干脏活累活。

可就是这么一个手上沾满鲜血，被定性为头等战犯的家伙，最后不但没被枪毙，还在十几年后，因为读了毛主席的一篇文章，激动得两眼一黑，当场晕了过去。

从特务头子到阶下囚，再到后来写回忆录的政协委员，康泽这辈子，活脱脱就是一部反转大戏。

故事的开头，充满了戏剧性。

1925年，广州黄埔军校，一个周末，别的学生都出去玩了，一个叫康泽的四川娃子还在教室里啃书本。

正好，校长蒋介石溜达过来巡视，一眼就看见了窗户里这个埋头苦读的身影。

就这一眼，蒋介石心里就烙下个印子：这学生，不错，是个好苗子。

康泽不光是会读书，脑子更是活络。

当时黄埔军校里头，共产党组织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和国民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斗得厉害。

康泽二话不说，一头扎进了“孙文会”的怀抱，旗帜鲜明地跟共产党对着干。

这份“忠心”，让蒋介石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没多久就亲自保荐他去苏联的中山大学留学。

你以为把他送到莫斯科，他就会被赤化？

那就太小看康泽了。

在那片红色的土地上，他非但没信共产主义，反而成了蒋介石安插在留学生里的一个眼线，专门搜集情报，打小报告。

有一次，一帮留学生聚会喝酒，有个叫傅学文的女青年，喝高了，开玩笑说自己要嫁给邵力子，将来回国了，就能借着邵夫人的身份，找机会一枪崩了蒋介石。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康泽听见这话，心里一动，脸上却不动声色，还起哄架秧子，哄着傅学文把这句“豪言壮语”写在了一张纸条上。

就这么一张小纸条，后来成了康泽回国后献给蒋介石的“敲门砖”。

1927年，康泽一回国，就把这张纸条恭恭敬敬地交给了蒋介石。

蒋介石一看，嘿，我这个学生在苏联待了两年，心还是向着我的，脑子也够使，立马就提拔他当了自己的侍从参谋。

从这天起，康泽就像坐上了火箭，25岁挂上少将军衔，32岁就成了中将，这升官速度，在当时的国民党里头，找不出第二个。

真正让康泽成为蒋介石心腹的，还是他一手拉扯起来的那支队伍——“中华复兴社别动总队”，简称“别动队”。

这支队伍，康泽是照着希特勒的党卫队模式建的，队员清一色都是黄埔毕业生，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专门用来对付红军和整肃国民党内部异己的，心黑手狠，无所不用其极。

1933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搞第五次“围剿”，康泽的别动队就成了急先锋。

康泽这人，狠毒就狠毒在他不光会杀人，还懂攻心。

他到了苏区，搞了一套极其严酷的“编保编甲”和“五家连坐”法。

一家跟红军沾上边，剩下四家邻居就得跟着倒霉，轻则抓去坐牢，重则满门抄斩。

这么一来，就把红军和老百姓的联系给活活切断了。

别动队所到之处，常常是整村整村地屠杀，有的县城，被杀害的群众甚至有好几万人。

后来，毛主席跟美国记者斯诺聊起这段历史，还把康泽和蒋介石并列，说是导致苏区沦陷的“两大元凶”，评价康泽是“不可饶恕”的。

这四个字，分量千钧。

可康泽又有另一面。

他一边在江西大开杀戒，一边又办了2000多所小学，开了2000多个卫生所，又是教老百姓认字，又是给他们发药治病。

一手拿刀，一手拿药，软硬兼施，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别动队的势力也越搞越大，最后发展到两万多人，在江西俨然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靠着这份血淋淋的“功劳”，康泽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是如日中天。

他和贺衷寒、戴笠一起搞了个特务组织“复兴社”，康泽的别动队，贺衷寒的政训处，戴笠的特务处，是复兴社的三根顶梁柱。

后来，他又向蒋介石提议，搞个“三民主义青年团”，想把它打造成国民党的后备军，自己当了组织处的头儿。

那段时间，康泽可以说是权倾一时，甚至外面都在传，说老蒋有意把他当接班人来培养。

但是，有句话叫月满则亏。

康泽的政治生涯，在达到顶峰的时候，却因为一个人的回国，来了个急刹车。

这个人，就是蒋经国。

“太子”一回来，蒋介石立马就把他安排进了康泽辛辛苦苦经营多年的“三青团”。

这下就有意思了，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干儿子，一山哪能容二虎？

康泽跟蒋经国的这番争斗，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结局。

康泽不知天高地厚，还想跟太子爷掰掰手腕，结果自然是输得一败涂地。

他手里的王牌“别动队”，被改编成了第66军，派到缅甸去打仗。

他想去当个军长，结果何应钦一句话就把他顶了回去：“你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就这么一下，康泽在特务系统和军队系统里的路，全给堵死了，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虽然老蒋念旧情，在1945年还给了他一个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但那更像是一种安慰奖。

抗战胜利后，康泽的仕途就一路走下坡路了。

最后，他被派到襄阳去当第15绥靖区司令，名义上是手握重兵的一方大员，实际上，手里头就一万多人的杂牌军，战斗力差得可怜。

命运的车轮，就这么把他推到了襄阳城下，推到了那条发臭的下水道里。

刚被抓住那会儿，康泽是万念俱灰，一心求死。

可等来等去，等到的不是枪毙，反而是优待。

他一看自己死不了，那股子顽固劲儿又上来了。

在北京的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是里头级别最高的战犯之一，顶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头衔，看谁都觉得不如自己。

他不说话，不学习，还偷偷摸摸地鼓动其他人要保持“气节”，成了管理所里出了名的“花岗岩脑袋”。

可再硬的石头，也怕水滴石穿。

有一次，康泽心脏病犯了，被紧急送到医院抢救。

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没有半点因为他是战犯就另眼相看。

康泽躺在病床上，心里头翻江倒海。

他想起了自己当年是怎么对待共产党人的，再看看眼前这些人，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涌上心头。

1957年，75岁高龄的邵力子先生到功德林来看望战犯。

当邵老先生走到康泽面前，主动伸出手要跟他握手的时候，康泽的脸“刷”地一下就红到了脖子根。

三十年前，就是他打的小报告，出卖了邵力子的夫人傅学文。

如今仇人见面，对方非但没有半句责骂，反而如此宽厚，康泽当时就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后来，管理所又组织他们去参观新中国的建设。

看着那些拔地而起的工厂，看到田野里忙碌的农民脸上洋溢的笑容，康泽沉默了很久，最后憋出一句话：“谁愿意说共产党好话呀，可事实摆在这儿，谁又能不承认呢？”

思想的冰山一旦开始融化，就再也挡不住了。

康泽开始拼命地写交代材料，把自己知道的国民党内部那些见不得光的秘密，一件一件全写了出来，前前后后写了3000多份，堆起来有五尺高。

他从一个“花岗岩脑袋”，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材料库”。

1963年4月，康泽作为第四批特赦战犯，走出了功德林的大门，后来还被任命为全国政协的文史专员。

有一次，他在报纸上读到毛主席的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提到：就算是康泽这样的人，也要给他们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们为国家做点事。

读到这句话，康泽浑身一震，对毛主席那种超越个人恩仇的胸怀佩服得五体投地，巨大的情感冲击让他眼前一黑，当场就晕了过去。

晚年的康泽，把他的一生都写进了回忆录里。

这些文章传到台湾，据说蒋介石看到了气得破口大骂。

那个曾经对他最忠心耿耿的鹰犬，最终用笔，成了揭露他统治黑幕的最有力的证人之一。

1967年，康泽因心脏病在北京去世，结束了他这跌宕起伏的一生。

他死后，骨灰被安放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参考资料：
康泽，《康泽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年。
沈醉，《军统内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
《毛泽东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