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北宋“崇文抑武”吧！

北宋“崇文抑武”政策的源头：祖制基因与现实困境的双重塑造

宋太宗赵光义

宋太宗赵光义执政时期（976—997年）推行的“崇文抑武”政策，并非单一因素的产物，而是北宋初年政治基因、帝王个人经历与现实军政困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政策既继承了宋太祖赵匡胤奠定的制度框架，又因宋太宗对燕云十六州的军事失利而强化，最终形成了有宋一代“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基本国策。

一、宋太祖的制度奠基：从“武人政治”到“文官体制”的转向

宋太祖赵匡胤以武将身份通过“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对晚唐五代以来“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武人乱政局面深恶痛绝。他建立宋朝后，首要任务是终结持续近百年的藩镇割据，重构中央集权体制。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抑武”措施，成为“崇文抑武”的制度源头：

1、“杯酒释兵权”与军事体制改革

961年，宋太祖通过和平手段解除石守信等禁军将领的兵权，将地方精锐编入中央禁军，实行“更戍法”（定期调换将领），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从根本上消除了武将拥兵自重的隐患。同时，设立枢密院（调兵权）、三衙（统兵权）、三司（统军权）相互牵制的军事管理体系，将军事决策收归皇帝直属机构，削弱武将的实际指挥权。

宋太祖的削弱武将影响

2、提升文官地位，重建官僚体系

宋太祖打破五代以来“武人治国”的惯例，重用文臣治理地方。他规定“宰相须用读书人”，并通过扩大科举规模（开宝年间科举录取人数较后周增长近3倍），为文官集团注入新鲜血液。此外，在地方设通判、转运使等文职官员，分割节度使的行政、财政权，形成“以文抑武”的权力制衡格局。

3、确立“右文”基调的治国理念

宋太祖本人虽为武将，却刻意塑造“重文”形象，曾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他扩建国子监，鼓励民间办学，甚至在太庙立下“不杀士大夫”的誓碑（据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为文官集团提供了制度性保护。这些举措虽未明确提出“崇文抑武”，却为其奠定了制度与文化基础。

二、宋太宗的政策强化：从“守成”到“崇文”的主动选择

宋太宗赵光义以“兄终弟及”的非典型方式继位，统治合法性饱受争议。他急需通过文治武功巩固权威，却在军事领域遭遇重大挫折，最终转向以“崇文”为核心的治国策略：

1、燕云十六州失利与军事路线的转向

燕云十六州

燕云十六州（今北京、河北北部、山西北部）自936年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辽国后，成为中原王朝的北方屏障。宋太祖时期曾试图以“赎买”方式收回，未果；宋太宗继位后，于979年、986年两次北伐辽国，均遭惨败（高梁河之战、雍熙北伐），本人甚至中箭负伤，宋军精锐损失殆尽。

军事失败使宋太宗认识到，以步兵为主的宋军难以在平原地带对抗辽国骑兵，遂放弃主动进攻策略，转为“守内虚外”，在河北沿边广筑河塘、种植稻田，构建防御体系。同时，他对武将的不信任感加剧，开始推行“将从中御”制度（皇帝远程干预前线指挥），进一步削弱武将自主权。

2、大规模“崇文”举措的推行

宋朝文官士大夫

- 科举扩招与文官集团崛起：宋太宗将科举录取名额扩大至太祖时期的5倍，仅977年（太平兴国二年）就录取进士109人，且“宠之以特恩，不次擢用”，迅速形成以科举出身官员为核心的文官体系。他还首创“殿试”制度，亲自选拔人才，使文官成为皇帝直属的政治力量。

- 抑制武将权势的制度化：宋太宗规定“枢密使须用文臣”（如以文人窦偁、石熙载执掌枢密院），在边防重镇派文官任“知州”“通判”，武将仅负责军事指挥，形成“文臣统兵”的惯例。此外，他刻意淡化武将的功绩，如对北伐失败的将领潘美、曹彬等人严加斥责，而对文官赏赐有加。

- 文化工程的象征性建构：宋太宗主持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大型类书，彰显“右文”姿态；他还亲自撰写《文宣王赞》，提升儒学地位，将治国重心从“武功”转向“文治”。

三、“崇文抑武”的深层逻辑：对五代乱局的系统性反思

无论是宋太祖的制度设计，还是宋太宗的政策强化，其核心目标都是根治五代以来的“武人政治”弊端。五代时期，53年间换了8姓14位皇帝，政权更迭频繁，本质是军事集团的权力游戏。宋朝君臣意识到，若不抑制武将权势，便无法避免“下克上”的恶性循环。因此，“崇文抑武”不仅是帝王的个人选择，更是对历史经验的系统性总结：

宋朝文官

1、重构权力合法性的需要

宋朝作为五代的“继承者”，必须证明自身政权的正当性。通过推崇儒家“君臣纲常”，打压武将“篡逆”的土壤，以文官体系为支撑的中央集权制度，成为维护政权稳定的最佳选择。

2、经济与社会结构的转型

北宋商品经济繁荣，科举制度打破门阀垄断，形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社会流动渠道。文官集团作为新兴阶层，与皇权结合紧密，成为稳定统治的基石，而武将的社会地位则因制度性歧视逐渐下降。

3、外患压力下的被动选择

燕云十六州的丢失使宋朝失去骑兵牧场，在与辽、西夏的对抗中长期处于劣势。宋太宗后，宋朝君臣逐渐形成“以财换和平”的外交策略（如澶渊之盟），认为通过经济与文化优势即可维持边疆稳定，进一步弱化了对军事力量的依赖。

结语：“崇文抑武”政策是祖制与现实的交织共生

宋太宗的“崇文抑武”政策，本质是宋太祖“防弊之政”的延续与极端化。它既源于对五代武人乱政的历史记忆，也因燕云十六州的军事挫折而强化。这一政策虽在短期内稳定了政权，却导致宋朝军事积弱、“冗官冗兵”等问题，形成“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时代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崇文抑武”并非否定军事力量，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将武将纳入文官体系的控制之下，其核心是“崇文”而非“抑武”——正如宋太宗所言“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以文德致治”，这一理念贯穿了两宋300年的治国实践，塑造了中国历史上独特的“文治盛世”。

宋太宗真像

对于历史爱好者而言，理解“崇文抑武”这一政策的成因，需跳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从制度传承、帝王心态、地缘政治等多重维度切入，方能把握其复杂的历史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