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11日凌晨,北京雪未化,电话铃声划破静寂,八十三岁的刘清扬靠在枕边,被噩耗惊醒——周恩来病逝。话筒里只传来短短一句报告,她却沉默良久,泪水顺着鬓角滑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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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内灯光昏黄,孙女扶着她坐稳,老人声音嘶哑而急促:“一定要替我多看总理一眼。”这一句嘱托,后来被家人反复提起。短短十二字,倒像是她同半个世纪风雨的最后约定。
时间拨回五十五年前。1921年2月的巴黎塞纳河畔,刚刚结束打工的刘清扬和张申府在昏暗阁楼里点起汽灯,向23岁的周恩来递上一张简陋入团表。窗外寒风凛冽,屋里却燃着无法扑灭的热度。周恩来郑重写下名字,轻声说:“此去十年,只有一条路——革命。”刘清扬看着他,眼神坚定,如同给自己也盖了章。
刘清扬1894年生于天津回族家庭,早慧倔强。十三岁,她把金戒指捐给海军募捐会;十七岁参加天津共和会秘密印发传单;二十五岁奔赴法国,一手打工一手读书。她说过一句话:“社会不动,我心难安。”那时听来像少年意气,后来才知是毕生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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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冬,两人绕道苏联回国,她负责女权宣传,张申府讲授哲学,夫妻同心却步调各异。国共合作后,组织要她以跨党身份潜入国民党妇女部,她欣然应允。对她而言,平台只是工具,目标始终是解放妇女、救亡图存。
1927年清党风暴袭来,她怀孕七月,被迫隐匿北平胡同。孩子尚在襁褓,母亲的身份没有让她退缩。九一八后,她又站到街口,带头成立北平妇女救国会,用棉被、纱布、舌头和步履堆叠出一条支援前线的生命线。
1936年初,她因“共党嫌疑”被捕。军法处威逼利诱,她答曰:“若爱国是罪,我愿伏法。”监号潮湿阴冷,她却一针一线为两个女儿缝书包,背上绣着“狱中的母亲作”。好友回忆说,一盏昏灯下,她低头穿针,背影比铁栏更硬。
1937年卢沟桥炮火炸亮华北夜空,她先后辗转南京、武汉、重庆,协同李德全组织战时儿童保育会,在周恩来建议下开设训练班,两年培养千余名抗日妇女干部。有人揶揄她离党十年仍为共产党卖命,她笑言:“国家不分党票,能做事便做。”
1943年农历正月,重庆上清寺一处小院里,周恩来亲自下厨,一碗素面三根长寿面条,祝她五十岁。郭沫若临场赋诗“意识跨前进,须眉愧不如”,戏称她“幽燕女侠”。院中梅花未放,竹叶翻飞,同行者皆说那夜的汤面带姜味,其实更多是并肩近二十年的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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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刘清扬先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红十字总会副会长。1961年,她递交第四次入党申请,终于恢复党籍。有人疑惑她为何锲而不舍,她只抛下一句:“人该回原来的队伍。”语气云淡风轻,却让听者生出敬畏。
再回到1976年的那个冬晨,老人无法赶赴北京医院,只能让女婿替她赴人民大会堂吊唁。灵堂前花圈如海,女婿俯身低语:“妈,您放心。”他停留片刻,凝视水晶棺中周恩来的脸,心里重复那句叮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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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7月,酷暑。刘清扬病重弥留,忽而睁眼问:“总理悼词念完没有?”家人含泪点头。她闭上双目,嘴角微弯,呼吸止于胸前。生前未曾屈服,离世也没有叹息。
有人统计,她的一生承担过十五个职务、六次被捕、三次转党,却从未远离大众。晚年的自述中只有寥寥几行:“先做人,再做事;事成与否,皆无憾。”纸张泛黄,字迹凌乱,却道尽一个革命者对初心的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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