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新疆分局改组，王恩茂主持全面工作，他前面曾有三位书记

“1952年6月29日凌晨三点，你们南疆的情况再说一遍！”西北局电话里传来严厉的声音。距正式宣布新疆分局改组，只剩不到一周，这通通宵电话成了导火索。

1949年—1951年，新疆经历了接管、剿匪、土地改革三件大事，节奏快得让许多干部甚至来不及喘气。王震作为第一书记，主张“并车上路”——土改、牧改同步推进。想法雄心勃勃，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牧区与农区截然不同，草场归属、牲畜数量、部落传统、宗教习俗，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央原本给新疆三年过渡，分局却只用了一年半就祭出全面改造，自然风险上升。

最先发出预警的正是南疆。这里维吾尔族占八成，伊斯兰风俗深入日常。王恩茂到喀什调研时，只带了一个随员，整整十天住在农户毡房里。他后来向分局口头汇报：“该用刀切的时候切，用针挑的时候挑，别急在一时。”可会议结论依旧是全区统一步调。由此埋下隐患。

1952年春，阿克苏牧区试点硬推减畜、合股，基层干部用“分家产”的方式丈量羊群，几乎把部落长老推到对立面。很快传来冲突：牧民合围工作队帐篷，抬出《古兰经》表态“宁失财物不背信仰”。此事惊动西北局。彭德怀批示：“牧改尚需火候，速作调整。”

可分局整改动作迟缓。王震在榆林参加全国土改经验会时依旧强调“形势逼人，不进则退”。另一边，第三书记张英邦主抓民政，无意也无力抗衡。一元化指挥体制下，“第一书记”几乎就是新疆的方向盘。就这么僵到6月，新疆工作座谈会在西安密集召开，徐立清因已调入总干部部，实际上空缺。会议不点名，却句句针对“冒进风险”，结束时一句“人员即将调整”让会场气压降到冰点。

7月3日，中央文件飞抵迪化。措辞简练：鉴于新疆当前局势，决定由王恩茂接任新疆分局第一书记、军区政委、财委主任，主持全部工作。一字未提“撤”、未提“罢”，却宣告了三位书记时代收尾。抄收电报的参谋至今记得那晚大风，纸却纹丝未动。

为何不是张英邦顺序晋位？官方解释“工作需要”。细究原因，两处短板难以忽视：其一，他缺少军旅履历，新疆军政合一架构离不开“能在战马上签文件”的人；其二，他与地方宗教上层往来有限，一旦出问题，很难同时压得住牧民与军队。王恩茂恰恰补齐这两块短板——长征时当过纵队政委，又在南疆与穆斯林上层保持了可观的信任度。

改组令下来后，王恩茂没有立刻进城召开誓师会，而是先把新班子拢到八路军驻白杨沟旧营房，让每人写三份材料：当前最大矛盾、可立即调整事项、半年目标。第二天清晨，他手指地图：“伊犁暂停牧改，南疆先抓秋收，北疆集中力量打通铁路。经济建设不是口号，粮草先行。”这种务实打法令许多干部松了口气，基层也得到必要喘息。

有意思的是，王震并未即刻离疆，而是负责交接直到10月底。两人私下谈了三夜，对外只说“换岗需要默契”。10月15日傍晚，二人并肩走出分局小楼，王震突然停下：“恩茂，别怕慢，先把底打结实。”王恩茂回了句：“放心，会慢里的快。”三年后，新疆自治区成立，事实证明节奏放缓却更稳当。

1952—1955年，王恩茂采取“试水—评估—推广”三步骤。塔城先行牧改试点，设置“双重监督”——牧民推举监督员、工作队设观察员，双线备案，出现分歧即停。减租反霸则充分借鉴陕甘宁老办法：丈量工具进地前，先让宗教人士作见证，减少猜疑。值得一提的是，他还向中央要来了两批维吾尔、哈萨克语翻译出版经费，确保政策读本跟进到乡级。很多老牧民第一次看见本民族文字的政府文件，消除了“汉族干部说了算”的警惕。

在军队管理上，他恢复了1946年红军大学“干部轮训”办法，轮换制让南北疆部队互调交流。既是军事需要，也是民族凝聚策略。不得不说，这一着棋比单纯发布命令更见效——汉族官兵学会简单维吾尔语，维吾尔族战士摸到步兵炮，两边都感觉受尊重，冲突概率直降。

1955年自治区挂牌当天，外界猜测王恩茂会专任政府主席，军区或许另有人担任。结果中央仍让他“一肩挑”，并授予中将军衔。这种安排打破地方与军区常规分设，实属罕见。原因并不神秘：内外环境依旧复杂，权力分散反而容易扯皮。事实证明，这一决定让新疆在1950年代后期保持了基本稳定，为随后开发石油、建设兵团提供了条件。

不同声音当然存在。1957年，廖汉生结业后提出“去新疆帮恩茂同志分担”，出发点好，可在总参议论声中被婉拒：新疆暂时不宜出现“双中心”。档案里甚至有一句批示：“山要高，峰须唯一。”行文简短，却透露出中央对徐汇多头的不安。

1967年王恩茂离开新疆时，自治区已从800万人口增至1100万，吐鲁番至乌鲁木齐公路铺通，兵团初具雏形。有人评价他“战略慢工”，有人觉得他“谨慎到苛刻”，但“南疆无大规模动荡”这一条，就让很多人闭嘴。历史没有假设，换个人坐在1952年那个位置，也许故事完全不同。

从三位书记到一位书记，新疆分局的改组看似人事调整，实则折射中央在民族地区施政原则的再平衡：力度与节奏，稳定与改革，统合与尊重。王恩茂能在高压与柔性之间找到缝隙，用实践回答了那个凌晨电话里的追问——“南疆的情况，以后不会再反复。”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