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发奎早年追随汪精卫，后来才看清他真面目：他的虚伪已被我戳穿

1932年2月22日清晨，香港中环薄雾未散，张发奎拄着手杖站在码头，脸色阴沉。前一晚，他刚从广州赶来，旅途中那句“又来了，讨厌”在耳边反复回响——那是汪精卫对门房的嘟囔，却被他撞了个正着。十年追随，换来一句嫌弃，张发奎那时就明白：自己认定的“国民党左派领袖”只是一层华丽外衣。

张、汪结缘要追溯到1926年北伐前夜。孙中山已逝，粤系军官群龙无首，年轻将领们各自盘算去向。张发奎手握十二师，战功卓著，蒋介石在南京摆下酒宴，递给他五千大洋，劝他“别碰政治”。银票沉甸甸，可张发奎没有立即应声。他想起孙中山临终时嘱托汪精卫整理遗嘱的场景——在不少粤军将领心中，汪就像孙先生的“精神继承人”。这种心理落差，让蒋介石的橄榄枝显得有些冷。

1927年春天，宁汉分裂公开化。第四军与十一军正驻武汉，张发奎顺势成为汪精卫手里的“武装王牌”。武汉北伐第二期一路打进河南，贺龙独立十五师临时扩编二十军，也听他指挥。短短几个月，张发奎麾下名义上已统三军，俨然一方诸侯。他相信汪精卫会秉承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遗愿，也默认部队里两千多名共产党人占据要职。叶剑英就是在那段时期出任第四军参谋长，和张发奎并肩作战。

有意思的是，蒋介石仍在不断劝降，甚至提出让张发奎出任汉口卫戍司令，外带一座汉阳兵工厂。张发奎礼貌谢绝，他对友人说：“蒋先生要的是驯服，汪先生要的是倚重，孰轻孰重，一目了然。”这句自信满满的话，后来成了不少旧部的感慨——也成了他转折的注脚。

同年8月，南昌起义爆发。周恩来、贺龙、叶挺带走了张发奎指挥体系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第二方面军瞬间空心化，汪精卫能依靠的只剩下张发奎的第四军主力。张发奎没有追击起义部队，按照叶剑英建议南下广州，准备重整旗鼓。不料11月的“张黄事变”引来李济深多路讨伐，外敌压境、内部起义，局势彻底失控。张发奎首次尝到了政治豪赌的苦果。

1928年后，第四军连番内斗，兵员锐减。1930年中原大战，他再度反蒋，却因兵力不足溃败。桂系不给补给，北上抗日成了空谈；蒋介石虽然准其赴江西“剿共”，但给的军费连路费都凑不够。此时汪精卫主持行政院，本可出面调解，却始终保持沉默。张发奎内心那条“汪氏情义线”第一次出现裂缝。

裂缝终于在那年春天彻底断裂。张发奎两次登门求见，汪精卫皆借陈璧君“卧病”推辞。第三次他提前没有通报，刚踏进门就听到那句嫌恶之词。“又来了，讨厌。”语气轻佻，像是驱赶苍蝇。张发奎僵在原地，许久转身离开。回到寓所，他摔碎茶杯，怒吼：“汪精卫的虚伪，我算看穿了！”门外警卫皆噤若寒蝉。

短短一日，他给汪精卫连写三封信，要求安置四处分散的第四军旧部，信里语气完全变了：“若再不给安置，部下必至公开上访。”汪精卫拖延至半年后才勉强拨了几笔抚恤，依旧顾左右而言他。昔日“左派盟主”如今只剩官气十足的院长派头，张发奎往昔的迷信彻底瓦解。

汪精卫后来在南京遇刺，迁往法国疗伤，再赴日本密谈，直至1939年公开投敌。很多旧友惊愕不已，而张发奎的反应异常冷静：“他把对蒋先生的怨恨放在民族大义之上，这条路越走越偏。”此话不带半点火气，更像一份迟来的病理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1949年后，张发奎迁居香港，叶剑英已是共和国元帅。两人虽政见不同，却保留了昔日战场结下的情谊。1980年3月10日，张发奎病逝。叶剑英发唁电称“乡情旧谊，时所萦怀”，字数不多，却足见当年相知。张发奎临终前谈及汪精卫，只说了一句话：“跟错人，是我的过。”老将军自知，没有把错误归咎于时代，也没有指责任何旧部；他悔恨的，是当年那份盲目的崇拜。

回头看，张发奎一生三次关键抉择：北伐时选汪而非蒋；南昌起义前保持中立；中原大战后仍试图自立。三次选择，条条皆因“信汪”而起，次次又因“汪之虚”而败。历史留给后人的启示就在于：领袖魅力若无制度监督，终究可能沦为个人私利的伪装。张发奎晚年认清这一点，代价却是几十年风雨飘摇以及无数旧部的漂泊生涯。不得不说，决策失误对于一名将领而言，比战场失利更具毁灭性，因为那是整个军事集团的方向错位。

1932年那一声“讨厌”，像针一样刺破了幻象。对张发奎来说，它不仅让他看到汪精卫的真面目，也逼他承认：崇拜情结一旦绑架理性，最先被牺牲的就是追随者的命运。于是，他用“虚伪已被我戳穿”给自己盖棺，也给那段动荡岁月留下了冷峻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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