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中国代表团访问乌干达，穆塞韦尼问：有《邓选》英文版吗？

2000年8月的坎帕拉午后阳光炙热，中国政府代表团刚踏进总统府，时任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便快步迎上来，他压低嗓音，用略带急切的英语询问：“能带一本《邓小平文选》英文版吗？”来访官员一愣，旋即答应回国后设法送来。这个看似随口的请求，其实源自穆塞韦尼二十多年读书、思索和行军的经历。

时间回拨到1979年11月。阿明政权刚刚土崩瓦解，新华社驻乌干达记者高秋福受邀去穆塞韦尼家做客。院子里一棵老芒果树下，主人开门见山：“能弄到两百五十套《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吗？”高秋福利即摇头，最后凑出的仅仅五本却被视若珍宝。穆塞韦尼把那几本红皮书收好，随行一名年轻士兵眼里闪着光——那是他们接下来摸清游击战路数的钥匙。

1944年出生在恩通加莫区的穆塞韦尼，少年时代就在殖民农场里看尽贫苦；1967年考入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后，他捧着弗朗茨·法农和列宁著作泡图书馆，夜里则在操场练拆卸步枪。左派历史学者沃尔特·罗德尼给他布置毕业论文题目时，他用了整整十页来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非洲乡村的可行性。那时的乌干达，政坛斗殴多于辩论，选票经常用枪托结算，“枪杆子里出政权”听来并不遥远。

1971年，阿明政变得手，穆塞韦尼被迫流亡坦桑尼亚。他联合难民营里的退役军人，建立国家拯救阵线。1978年阿明挑衅坦桑尼亚失利，局势急转直下，各路反对派在莫希集结。穆塞韦尼只带八十多人，却坚持按《毛选》的三大纪律训练：不拿香蕉、不碰甘蔗、不欠账。贫民第一次见到肯付钱的士兵，开始偷偷递水递情报。

1981年2月，穆塞韦尼领着二十六名心腹返回乌干达南部的灌木丛，人民抵抗军诞生。敌进我退、敌疲我打的打法让正规军心力交瘁；到1985年，政府军的飞机夜里只能盯着山林里星星点点的篝火，却不敢低空扫射——那些火堆可能是空城计。

1986年1月，人民抵抗军攻入坎帕拉。穆塞韦尼宣誓就职，总统府会议室里却没有庆功酒，只有一张新草拟的“十大纲领”草案：恢复秩序、整顿财政、抑制腐败、重振教育……他很清楚，光靠理想无法让国家富起来。

冷战末期，市场经济奔涌。为了摆脱多年战乱带来的通胀和债务，穆塞韦尼出人意料地接受世行和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引入部分私有化方案，同时用行政手段保护咖啡、棉花出口。外界疑惑他的思想坐标是否已从马克思转向哈耶克，他却给身边幕僚递了一本刚复印的《邓小平文选》，“先读第一卷，第一个体会是解放思想”。

1990年代初期，乌干达的GDP增速攀上7%。基础教育免费后，村里泥墙教室里多了成串握粉笔的小手。一边是市场化，一边是强化国家能力——这种混合路线在非洲少见，所以当2000年中国代表团抵达时，穆塞韦尼迫切想对照原典，看邓小平究竟如何权衡“发展”和“稳定”。

同年国庆节前夕，英文版《邓小平文选》三卷送抵坎帕拉。穆塞韦尼次日就在内阁会议上举书发言：“邓小平说，不管黑猫白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乌干达也是，不必拘泥左或右，能让人民吃饱穿暖就是好路。”他话音落，几位部长相互交换眼神——这正是眼下要做的事。

随后的十年里，乌干达免疫接种覆盖率从47%升到83%，棉花年产量翻番，国内高速公路里程数比独立初期增加了四倍。非洲媒体评论穆塞韦尼“善用中国经验”，其实更准确的说法是“先把书读透，再把路走实”。

今天的乌干达仍面临债务、就业、地区冲突等老问题，但上世纪那种政权崩塌式动荡已不再。有人把原因归结为强人政治，也有人强调制度设计；在乌干达总统府书柜最上层，《毛泽东选集》和《邓小平文选》依旧并排放着，两种不同年代、不同阶段的中国实践，被他视作互补，不是替代。

有意思的是，坎帕拉大学政治系调查中，最受学生欢迎的外文政治读物，第一名是《曼德拉自传》，第二名便是《邓小平文选》。若问原因，许多人会给出一句轻描淡写的回答：“因为总统推荐过。”

历史并未提供万能钥匙，但在这片东非高原上，两套中国著作带来的启示，至少让一个曾经四分五裂的国家学会了另一种选择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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