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指定为西北地区召集人，想推辞，领导：要当仁不让，别太世故

【1971年9月14日夜】“冼恒汉，你来牵头，别再推了。”电话那端只一句，便挂断。仓促对话定下了西北地区新的“主心骨”，也将一位低调中将再次推到风口浪尖。

冼恒汉1916年生于广西，早年随红二方面军辗转入蜀入陕。1936年他跟随贺龙踏进甘肃南部，一脚踏入黄土高原，自此扎根西北。长征后行伍困苦，他被选进政治机关，口音未改，性子却练得沉稳，队里说“冼科长比钟表还准时”。

解放战争时期，一野在彭德怀指挥下南征北战，冼恒汉就守在政治部。枪声停息，他的职务没变，“管人心”仍是主业。1949年底，西北军区正式成立，冼被任命为政治部副主任，不久即升主任。有人算过，那一年军区能写得一手好文件的干部屈指可数，冼恒汉排得上号。

1955年军衔制恢复，西北军区同时被拆分为新疆、兰州两大军区。张宗逊、廖汉生先后调离，北京方面盯着干部名册来挑人，发现合格政委名单里最熟悉西北局面的还是冼恒汉。就这样，他从政治部主任一步跨到兰州军区政委，军衔中将，地方上不少人却只道“冼主任”。

在兰州，他一待二十余载。部队缩编、工程会战、戈壁原子实验，人少事多。冼恒汉常到一线蹲点，夜里回到招待所亲手记台账。老战士打趣：“政委写材料像记账，条条框框全对齐。”看似琐碎，其实方便向北京说清项目用人用钱，避免误会。

进入六十年代末，大规模群众运动横扫各省，甘肃省级班子几度瘫痪。中央决定实行“军队支左”，冼恒汉被派为甘肃第一书记、省革委主任。地方干部有人担心军人“外行”，他却简单回应：“作风对头就行，文件可以慢慢学。”这种务实作风帮他稳住省里，但也埋下了后患——支持一派、压另一派的决策在当时被认为是“必要”，后来却被列入错误。

九一三事件爆发后，中央强调战备。西北战略地位特殊，“三线建设”刚起步，铁路、公路、兵工厂遍布荒漠，需要统一调度。于是便有了开头那通深夜电话。事实上，这时“西北局”架构已形同虚设，陕西、甘肃、宁夏、新疆各自为政，上级干脆指定冼恒汉为“西北地区召集人”，要求他对口甘肃，同时协调其他省份的战备事宜。

得到任命后，他第一反应是推辞：自己懂军事多，地方经济少；李瑞山、胡继宗等人资历深、熟民政。电话里却传来严厉答复：“要当仁不让，别太世故。”意思很明确，形势紧急，必须有人扛旗。冼恒汉最终接令，他的做法依旧是“先摸底”，派出小分队近距离跑工厂、查仓库，再将清单拍在会议桌上。那段时间他的办公桌抽屉里常放着一叠临时手写地图，圈圈点点标注油库、火车站、山区仓储。

然而，任务繁重，纰漏难免。兰州铁路局长期对立严重，运输一度停摆。冼恒汉在内部会上说了句“谁破坏运输就是敌人”，被部分干部理解为“站队口号”，两派冲突因此加剧。混乱持续，中央多次派员调查。1977年四月，冼恒汉被召回北京，宣布免去在甘肃、西北的全部职务，保留中将军衔，但行政待遇暂定师级，待到1982年再度核定为正军级。

有人说他“因祸得福”，换来一段相对平静的退休时光。可对冼恒汉本人而言，被离开西北才是真正遗憾。1982年复员后，他又回到兰州，没职务也不出头，每周两次走到黄河边，看白铁桥与黄沙，直到1992年病逝。家人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叠皱巴巴的手写地图还在抽屉里，说不清是留恋还是惦念。

纵观冼恒汉一生，履历不算光鲜，职务却一直“压舱”。原因无外乎三点：懂组织规律、熟西北情况、行事谨慎。遗憾的是，在极端年代，谨慎未必能换来稳妥，错误反而更容易被放大。对比同期许多将领的坎坷，冼恒汉并非例外，只是例子之一。

试想一下，如果1971年他真把召集人位置让给别人，西北战备是否会出现更大的断档？历史没有假设。能看到的，是那通夜半电话让一位本想退居幕后的中将再度前移，也让他的功与过一并放大，成为后来讨论“军队参与地方事务”时绕不过的话题。

毕竟，在那个云谲波诡的岁月里，军人涉政不单是角色转换，更像一次赌博。有人赢得声誉，有人失了仕途，冼恒汉介于其间。对外他仍是中将，对内则注定背负争议。或许，他最终留下的不是耀眼勋章，而是一句再普通不过的命令：“要当仁不让，别太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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