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当年我妈为了省两毛五，把我摁在巷口老张的搪瓷盆前，推子一响，我头皮发紧——那声音跟现在年轻人听见房贷短信提示音差不多。
1984年，老张从苏北扛来一把推子、一只脸盆，在合肥三孝口支了个露天摊。没招牌，没镜子，剪完头发他用蒲扇拍拍你后颈：行了，回去让你妈洗，碎发挡不了眼睛。那天我哭，是因为隔壁摊卖冰棍的阿姨收摊了，绿豆沙味儿飘过来，我兜里只有一分钱，掰成两半都不够。
同一时刻，我爸正蹬着二八大杠去纺织厂接班。车是借我舅的，彩礼谈判的硬通货：永久牌，九成新，搭进去我姐的嫁妆，才换来我妈点头。后来我爸说，那辆车比他还先熟悉我妈家的门槛，夜里推进去，清早扛出来，链条比婚书还结实。
厂东门租书摊更热闹。一本金庸三毛，押金五毛，一天两分。老板用粉笔在木板上写：新到《射雕》，限借三天。我们排队，屁股兜里揣着早饭钱，先喂精神，再喂肚子。琼瑶来了，女生们把书皮包上挂历纸，夜里打手电躲被窝里哭，第二天眼泡肿成灯笼，依旧抢着还：快，袋里有干净的，换《我是一片云》。
再后来，国贸大厦脚手架一立，老郑家的瓦片房被圈进红线。他蹲在废墟里扒拉出毛主席像章，擦擦灰，塞进贴胸口袋，签了字，拿了两万八，搬进电梯房。头晚不会按楼层，爬了十四层，喘得比拆迁那天还狠。第二天他把像章挂在客厅新钉的钉子上，玻璃反光，照得他忽然想起1976年哭到背过气的那个下午。
老张的摊没撑到90年代，市容整顿，搪瓷盆被收走，他回苏北前夜，在我家门口站了会儿，没敲门。我妈第二天扫地，扫出一撮细碎的头发，黑里夹白，像极了我爸那辆后来被偷掉的二八大杠掉落的锈渣。
现在我们骂外卖迟到三分钟，骂房价涨得比发量快，可当年那点苦，怎么回忆都带着甜？大概因为那时候穷得均匀，希望是限量供应，谁也不嫌谁。如今富得分层，焦虑按面积收费，连秃顶都得比植发方案。
改革就是把推子，把计划剪成市场，把我们一个个从集体头型里放出来，没模板，自己长。有人长成了高楼，有人长成了杂草，还有人长成了老张那样的碎发，风一吹，就再也找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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