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农红军十大根据地的创建者，在建国后，都授予了什么军衔？

“1955年9月27日，授衔名单贴出来啦！”机要处的钟声刚落，老李推门就喊。屋里几位干部放下报表，围到墙边，眯眼扫过那一排排将星。有人低声感叹：“当年各地根据地的老首长，如今都披上肩章了，可还有不少英烈，再也看不到今天这一幕。”

那天的北京刚入秋，天安门广场上凉风带着甘草味。五星闪着金边，仿佛把人瞬间拉回硝烟。十大根据地的名字，就藏在这场典礼背后——井冈山、赣东、湘鄂赣、湘鄂川黔、鄂豫陕、西北、鄂豫皖、川陕、闽西、湘鄂西。提起它们，许多中年男同志脑海里依旧是山林、窑洞和土枪的味道。

从井冈山说起最合乎情理。1927年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何长工率残部翻越罗霄山脉。山里已有袁文才、王佐的队伍，双方一拍即合，点亮了第一簇星火。南昌起义部队随后北上，平江起义队伍紧随其后，三路会师，才有井冈根据地的雏形。日后授衔，朱德和彭德怀同为元帅；毛泽东不授衔；袁文才死于误判，未及共和国；何长工转入民航，无军衔。井冈山的开端，决定了此后“军衔”二字无法只用功勋衡量。

顺着时序往下，却先提湘鄂川黔。1935年黔北苗岭，贺龙、任弼时、萧克率红二、六军团折向乌蒙深处，趁敌重兵围堵主力之际，另辟山地，建立新根据地。贺龙后来授元帅，萧克上将，任弼时则在中南海主持大政，无需肩章。有人说这是“文武两条线”，更准确的说法是“战争与建设的不同战位”。

再看鄂豫陕。这块地跨大别山、伏牛山、秦岭南麓，三省交界，战略纵深好。1934年秋，徐海东、吴焕先带红二十五军杀出重围，北渡汉水，站稳脚跟。吴焕先第二年战死罗家坪，魂归大别；徐海东挺过大小伤三百余处，1955年登上第二位“大将”。文件里写着“对人民军队有独特贡献”，老战士私下更服他一句“浑身是疤，脾气还倔”。

川陕根据地的故事则跌宕。红四方面军在张国焘、徐向前三人指挥下自鄂豫皖西进，越秦岭，渡嘉陵江，扎根川北。1935年，张国焘的错误分裂倾向让根据地陷入危局。建国后，张国焘身影早被史册抹去；徐向前元帅肩章上那颗金星，却记录着硬仗二百七十余次；陈昌浩改行院校，无衔。平心而论，军衔背后是政治立场，更是历史选择。

湘鄂赣根据地是另一条脉络。1928年平江起义，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攻克小镇“一夜筹饷十万”，震动长沙。三人后来分赴各军：彭德怀元帅，滕代远主抓铁路，黄公略1931年突围途中牺牲。毛泽东在笔记里写下“飞将军”，对黄评价极高。遗憾的是，飞将军未换来一枚星。

如果说鄂豫皖根据地留下的是红四方面军的根，郑位三就是那条根系里最结实的一段。地主武装、湘鄂西残部、游击纵队，层层纠结在大别山区，他愣是能拎着半袋大米打一个月。建国后，他戴上的是全国人大常委徽章，没有领章，却没人质疑他的“资历”。

赣东根据地只有九年，影响却深。方志敏在弋阳、玉山一带打出了“抗日先遣队”的旗号。1935年1月，他在皖南被俘，比“西安事变”早一年喊出抗日口号，遗憾36岁就牺牲。授衔名册上找不到他的名字，却有人在井冈旧居门口刻了八个字：“爱国如家，牺牲无悔。”

再北一些，是陕北。刘志丹、谢子长在高原沟壑间组织游击，被当地百姓称作“咱们的保镖”。中央红军到达吴起后终于有了落脚点。两位主事人先后牺牲，陕北根据地却因他们存在过而永存。1955年的典礼上，西北军区代表把两枚金星放在花圈前，庄重又压抑。

闽西根据地故事也硬朗。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三人在龙岩、长汀指挥“红十二军”“红二十军”，对付不下二十股地方武装。长征开始后，闽西红军担任后卫，多次切尾巴。新中国成立，他们全部转向经济与政务。有人打趣：“三杰脱下军装，财经照样能打硬仗。”

最后说湘鄂西。沅澧交汇处，红二军团诞生，军长贺龙，政委周逸群。周逸群在1931年酉阳战役牺牲，尸骨无回；贺龙之后元帅，加封“强悍善战”。同一个根据地，两种终局。老兵说：“这就是命，也是大道理。”

把十大根据地一一排列，肩章分布大体清晰：元帅五位——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再加同在名册内的其他元帅；大将一位——徐海东；上将一位——萧克；其余功臣，有的转入政务，有的英勇牺牲。授衔主要依三条：第一，人在不在；第二，留在军内没有；第三，政治路线是否坚定。功勋卓著而牺牲者，自有共和国勋章、烈士碑铭。那些在世却脱制服的，也在另一条战线继续冲锋。

1955年的北京夜色很快降临。机要处的灯亮到深夜，老李合上名册，小声嘀咕：“星星亮了，可山里的夜仍旧黑。要记得，那些没赶上亮相的同志，才撑起了满天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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