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唯一女性创始人，伟人都要喊她一声“老祖母”，死状令人胆寒

声明：本文内容均引用网络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请悉知。

她最后一次开口，说的不是求饶，也不是留遗言，只是三个字：“共产党。”那天凌晨，武汉监狱的天还没亮，刑场的枪声却已经准备好了。

她嘴里还塞着砂石，喉咙早就破了，血往外涌，但她还是硬生生挤出了这三个字。

不是喊，是吼，从喉管里挤出来的，带着血沫。

看守听见了，吓得后退半步——他是第一次见人死得这么硬气。

她叫向警予，湖南溆浦人，出身不低，家里是做生意的，在当地有头有脸。

可她从小就不走寻常路，别人家的姑娘缠脚学规矩，她拿剪刀把自己的裹脚布给剪了；别人学《女诫》，她把《天演论》藏在封皮里偷偷看。

她说，女人不是天生就该低人一头。

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活的。

湖南女师毕业那年，她站在讲台上，说她要开一所女校，教姑娘们读书写字，不是教她们怎么绣花做饭。

她真的办了那所学校，还当了校长。

她那时候才二十岁，脚底下站着三百多个学生，个个眼里冒光。

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知识不能只留给男人，女人也得有自己的天地。

到上海后，她逮住了机会，跟蔡和森、周恩来他们搭上了线。

那时候他们几个人正准备去法国，她也去了。

船上风大，海浪大，她站在甲板上说了一句：“海水要是被关进瓶子里，就翻不了江倒不了海了。”她不想结婚，也不想被家庭锁住，她要做的不是一个人的太太，而是所有被压迫女人的声音。

到了巴黎，她跟蔡和森写了一份“婚书”，不是写八字，不是写誓词，是一纸《共产主义同盟章程》。

别人结婚办酒席放鞭炮，他们俩写政策写纲领。

他们说这不是爱情，这是信仰的结合。

他们那时候穷得吃不上饭，但精神头比谁都足。

回国后，她去了上海纺织厂区，带着女儿，抱着传单，教工人唱罢工歌。

她写的《妇女运动决议案》把“女人可以继承财产”写进了政治文件里，很多人不服，说她疯了，她就一条条地讲，讲得那些人说不出话来。

她在厂房里睡过地板，在亭子间里写过文章，油灯点到天亮，一字一句全靠手抄。

她说过一句话：“女人解放，不是靠施舍，是靠争。”

再后来，她被调去武汉，搞地下联络。

她打扮成尼姑，戴着斗笠走街串巷，和交通员交换情报。

她身上常年带着机密文件，一有风吹草动就吞下去。

她被捕那天，街上下着细雨，她一眼看见了叛徒宋若林，眼神没变，动作也没乱，文件就那样吞了下去。

周恩来说过，这是一种“用命换纪律”的做法。

进了牢房，她被毒打过，被吊起来灌水、灌砂石，身上没有一块好肉。

她还是用发卡在墙上刻了几句话，说人活着得有点值当的理由。

她知道自己走不了，但她也知道，自己死得清楚。

刑场上，她穿着蓝布衫，衣服兜里还揣着孩子的照片。

她没哭没喊，就是那句“共产党”，喊完三声枪响，衣服倒在血里，手还抓着衣角。

她死后，汉口的商贩全都关门闭店，青帮的人还送了挽联。

当年追求过她的军官周则范年老时说：“当年她要是答应我，我也许能成点事。”可她没答应，她没时间谈婚论嫁，她把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在了另一场战斗上。

她死的时候三十三岁，年纪轻，骨头硬。

她说过，革命不是靠“或许”两个字支撑的。

她一辈子没靠运气，全靠自己。

后来她的孩子被秘密送走，没人知道去了哪。

有人说，清明那几天，在溆水河边总能看到一个穿蓝布衣的人影，站着不动，看着河对岸。

有老人说，那是向警予在找她的孩子。

风吹过来，还能听见有人在晨读：“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参考资料：
《中国共产党早期妇女运动史料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向警予传》，湖南人民出版社
周恩来《党的情报工作讲话汇编》，人民出版社
《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