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所因而蕴藏着一种安宁的幸福:当防护措施普遍实行,社交距离成为常态时,家便成了柔情蜜意的避风港,是双手相扣、情感恣意流淌的温馨之所。然而,正如波德莱尔笔下的房间,它也具有两面性:一面是纱幔轻扬的东方宫殿,在那里,“灵魂沐浴于慵懒的梦境”;另一面却是破败不堪的出租屋,空气中弥漫着“绝望与腐败交织的气息”,执达员催缴房租,否则便面临被驱逐的命运。房间的命运亦有两种:要么是迈向独立生活的序章,要么是收缩成令人窒息的栖身之所。对于一个年轻人,无论男女,离开家搬到单身公寓或合租房,都象征着逐步迈向自由与独立的开端。人们渴望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一个完全隔离于家庭的小天地——在这里能够成为自己领地的主人。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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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一把钥匙、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以及一个卫生间,即便需要与他人共享客厅和厨房,在20岁的年纪,这种生活也已是一种难得的奢侈了。在这一最低限度的自由空间中,人们可以享受家的宁静,凝视墙面上自我精神世界的映像,拥有自己的书架、电脑、海报、冰箱,以及装满衣物的衣柜,并可随心所欲地进出。家的引力在于,它让人得以安顿身心,整理物品,从而掌控当下,规划未来。然而,舒适与囚禁之间的界限却异常微妙。房间曾经也是囚禁之所——那些不顺从的妻子、姐妹,往往会被丈夫、兄弟或医生锁在其中。私人空间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但它有时也会反噬那些受益者。
居所的形式千姿百态:贝壳屋、代表森林浪漫生活的怀旧小木屋、茅屋、帐篷、冰屋、堡垒、地下室,甚至是村庄或是保卫区。当然,还有防空洞、地下室、下水道或地铁网络,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期间曾发挥过重要作用,如今伴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以及欧美生存主义者的兴起,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无论何种住所,它首先是一个几何空间,是内与外对话的场所。
卢梭发现瑞士比尔湖的圣彼得岛是一个如“套盒”般的静谧天地,他在那里体验到“热爱自我限定之人的幸福”。在这片土地上,他得以逃离人类社会和那些“恶人”,幻想终生被禁锢于此,让这一“避难所化作永恒的牢笼”。卧于小舟之上,随波逐流,他尽情享受着“自我与自我存在”的喜悦,那是一种完美的幸福,“让灵魂不留一丝空虚”。
福楼拜曾在书信中谈及作家的使命,那是一种近乎神圣的献身:“必须关紧门窗,像刺猬般蜷缩起来。在寒冷的日子里,让壁炉的火焰熊熊燃烧,唤起内心深处那伟大的理念。”
而巴什拉则在《梦想的权利》中,描绘了他理想中的水边住宅:“我还需要一扇小窗,因为窗户越小,这所房子的‘眼睛’就能看得越远,也越清晰。”
如今,蛰居亦可如雷达般接收来自世界各地的信号,只需敲击键盘,或让遥控器或智能手机在掌间翻飞。我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在线”——一个多么奇特的词语。曾几何时,罚抄写是学校的一种惩罚。而现在,它象征着通过代码与世界联通。在这私密的“公共空间”中,我们无须离家,便能独自与全世界对话。透过家中的屏幕,我们同时扮演着“外在世界”的演员与观众。亚里士多德曾将生活分为行动的生活与沉思的生活。而在今天,或许我们需要为当代创造一个新的类别:虚拟的生活。这种生活将公寓与住所转化为一个微观宇宙,它不仅吞噬了宏观世界,还让后者变得多余。这是一个遍地宝藏的洞穴。远离强风劲雨的侵袭,在这一温暖的洞穴中,人们接收从远方传来的信息,但那不再是理念之光,而是变幻莫测的冥暗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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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一间公寓,首先便是要留下自己的印记,赋予它独特的个性,将其从匿名的空壳中解放出来,抹除过去的痕迹。所有的房间都潜藏着某种“幽灵”,这是哥特小说早已揭示的秘密。我们需要为房间驱魔,才能真正使其成为属于自己的空间。即便是那些千篇一律、互相雷同的酒店房间,也难逃我们对归属感的深切渴望。每一个居住空间都会展现出一种氛围,它要么吸引人,要么令人却步。而正如纪德在谈到蒙田时所言,我们最终的挑战是“挣脱这重重裹覆”。然而,对房间的征服有时也可能演变为一种诅咒。这就像20世纪60年代著名的女权主义口号:“我的身体属于我。”这句口号无疑是正确的,但若我的身体只属于我自己,若无人愿意靠近它、探索它,或与我分享、赞美它的美好,这种绝对的拥有感最终会变成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安妮·埃尔诺在回忆自己43岁那年在巴黎一家百货商店遭遇扒窃时提到:她隐隐被那个颇具流氓气质的年轻窃贼吸引,但同时又深感屈辱,因为“如此娴熟的动作、精湛的技艺、强烈的欲望,竟然只是为了我的手提袋,而不是我的身体”。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但若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访客、没有朋友,也没有孩子,那么墙壁映照出的便只剩我的孤寂。庇护所最终蜕变为监狱,我在每个角落都撞见自己。这正是疫情的诅咒——它将我们囚禁于“内部”,尤其是那些被隔离的人和年长者。若“外部”不复存在,那么“内部” 也就随之失去意义,化作一个毫无出口的封闭之地。世界的光辉与惊喜的美好,再也无法通过你来我往的流转来滋养我们的空间。空间的封闭,首先带来的便是思想的封闭。
多年前,美国大学校园,这个现代社会各种病态的温床,催生出了所谓的“气泡主义”。一些女性或少数群体成员认为自己需要待在专属的“安全空间”中,禁止外人入内。这些空间的存在,与其说是为了扩展自我、宽广心胸,不如说是为了集中精力保护自己免受任何形式的侵害。哪怕只是稍微提及往日的创伤,如奴隶制、剥削或性别歧视,都会在这些年轻而脆弱的心灵中引发极大的不安。于是,人们不再被鼓励与外界直接接触,而是被层层包裹,以避开一切可能的伤害。同样的逻辑也体现在为选举服务的社区主义中,其目的是将人们圈定在自己的族群、宗教或种族范围内,以避免他们受到其他文化习俗或行为方式的“冒犯”。欧洲一些市长倡导的“宁静城市”概念也流露出类似的倾向。这一理念可能会使我们的城市逐渐演变为死气沉沉的墓地或无菌化的空间。一座有吸引力的大城市必然要充满活力,生机勃勃。房间与独屋就如同肺叶,唯有与外界连通时,才能扩展与循环。一旦门窗紧闭,肺叶便会逐渐萎缩,只能吸入陈腐的空气。这也可以解释“乌克兰灌木人”这一病态现象:他们深深扎根于自己的家中,即使炮火连天也拒绝离开。我们始终需要一种“半敞开式的形而上学”(加斯东·巴什拉语),它预示着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充满活力的偶发性。生活始终是一种在门槛上的存在,即在开放与回归之间找到平衡。公寓与独屋唯有敞开通向邻里、街道或周围的乡野之路,才能真正成为自我的延伸。它们在这种连接中化作“边界”或“耳朵”,倾听并迎接未知的世界,为通向新命运开辟路径。埃马努埃莱·科恰提出的“世界房间”乌托邦,或许不过是一种托词——即便再豪华的房子,也无法替代整个星球。简而言之,在这里,我们无法与他人相遇。与之相对,诗人苏佩尔维埃尔在谈到阿根廷潘帕斯草原时写道:“过多的空间比空间不足更令人窒息。”监狱不一定局限于封闭的墙内,广袤的草原或无垠的海洋同样能成为牢笼,那无尽延伸的“固定不变的地平线”亦可压迫人心。无限的空间与狭窄的牢房一样令人窒息。在俄罗斯,那无边无际的广袤土地本身便是监牢。古拉格劳改营的压迫不仅源于狱卒的残酷,更源于那巨大到令人绝望的距离。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人们常说的“回归乡野”,自18世纪卢梭将自然视为疗愈文明创伤的解药以来,便成了一种文学上的陈词滥调。我们记得布瓦尔在得到一小笔遗产后兴奋地喊道:“我们要归隐乡间!”随后,他和朋友便逐一考察了所有适合安居的省份,最终选择了诺曼底,成了一对既毫无经验又极其勤勉的乡绅。然而,这一被寄予道德上重塑“新人类”的希望田野,却无情地淘汰了最脆弱的人。在我们的民主社会中,与“绿色天堂”的重逢同样充满矛盾。这更像是一种暂时的“退避”,远离喧嚣的大都市。它是一种温和的替代,而非颠覆现有秩序的激进行为。这种生活犹如身处“外部”的囚禁:人们逃离城市的喧闹,追求一份宁静的生活,随心打理出一个小花园,过上一段绿意盎然的假期,并将这里视为应对生活困境的避难所。然而,这个花园本身不过是一个“通风”的茧,它的囿限性与其他空间并无二致。早在1880 年,J.K.于斯曼就在小说《荒野》中击碎了田园度假的浪漫幻想:一对厌倦巴黎喧嚣的夫妇逃往布里的一座乡间城堡,投奔他们的农民亲戚。然而,现实中的乡村却充满阴郁:要么是连绵的阴雨,要么是恙螨的叮咬,而那些亲戚也不过是一群阴险狡诈的恶徒。如今,即便在现代都市的高楼公寓里,人们也能打造自己的“室内菜园”——客厅里种植的萝卜、豆角,阳台上开辟的果园,简而言之,就是袖珍版的田园生活。家宛如一个吞噬外部世界的帝国,将自然的边界悉数纳入其中。这就如同科幻小说中的巨塔,那些层层叠叠的建筑将世界各地的风景浓缩于其间:热带稀树草原、沙漠、雨林与森林。这些垂直空间将原本广袤的自然景观压缩成一座向上延展的微型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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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摘自新书《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第八章《束缚生活的苦与乐》
【新书推荐】
《不愿走出家门的人》
作者: [法] 帕斯卡尔·布吕克内
出版社: 岳麓书社
出品方: 浦睿文化
原作名: Le sacre des pantoufles
译者: 邱丹丹
出版年: 2025-11
ISBN: 9787553824277
家,已不仅仅是容身之所,更是一个逐渐令外出变得多余的全功能茧房。倦怠与过劳、社交恐惧、普遍孤独、浪漫主义的萎缩……让越来越多的人避居家中。而无论从工作到娱乐,还是从社交到消费,所有的生活必需都可经由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得到满足。在这部充满洞见的作品中,哲学家布吕克勾勒出一幅“足不出户便可安度余生”的社会图景,从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哲学等多维度探讨了“宅家”“茧居”等社交退缩现象,引经据典,金句迭出,引人入胜。
-End-
编辑: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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