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中将李明灏潜伏半生，终身没入党，学生遍布抗日战场

1912年秋天，醴陵县十五岁的少年李明灏正走在的青石板路上，前往渌江中学读书。这时清朝已经灭亡，社会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他父亲李树勋是一名私塾教师，常把一些新思想的书藏在传统课本里。这些新思想悄悄影响着李明灏的成长。

在县城的新式学堂里，钟声已经代替了过去传统的打更声。李明灏和左权、李立三住在一间宿舍。他们经常会在熄灯后讨论国家大事。

1914年中学毕业后，李明灏考入北京清河陆军第一预备学校。每天天没亮，这些学生们就要在晨雾中开始训练。1919年5月，李明灏带测绘班在居庸关实习时，听说北京的学生们正在街上进行五四运动。他赶回学校后，看到受伤同学缠着带血的绷带，连夜写下《武力与正义》一文，第二天贴在学校食堂门口。

两年后的春天，李明灏迎来人生新的阶段。他和其他二十九名预备生一起登上前往日本的轮船，去往东京振武学校。这是一所日本给中国陆军留学生设立的预科学校，教官们常用竹刀惩罚上课走神的学生。

1921年秋天，在横滨中华街一家绸缎庄的后院，一位化名“佐藤”的苏联教官教大家用米汤写密信。这个名义上是读书会的小组，其实是在培训情报人员。

第二年，李明灏在京都岚山的竹林里接到半张法郎纸币。共产国际的联络员用德语对他说出暗号：“莱茵河的葡萄酒”。

在日本的秘密情报训练和岚山竹林中的接头，让李明灏和一个崭新的世界建立了联系。他一直在等待组织的安排。

同年，李明灏回到国内在长沙讲武堂担任教官，负责培训部队选送来学习的军官。在他讲授地形学的课堂上，有一位来自湘军的年轻军官总是坐在前排认真做着笔记，他就是彭德怀。

冬去春来，讲武堂的木棉花又开了。1923年正月十五这天，下课后来了一位自称是“老家表亲”的穿长衫的客人。当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时，客人从怀表里取出另外半张法郎纸币，这和李明灏在京都岚山收到的半张残币完美对合。暗号对接成功后，李明灏这才认出，他正是在学生时代就已出名的周恩来。

窗外，元宵节的鞭炮声不时响起，正好遮住了他们的谈话。在堆满测绘工具的房间里，周恩来向他分析了当下的革命形势，并转达了党组织的期望。两人一直谈到天亮。这次会面，正式确定了李明灏与党之间的合作关系。

1927年5月21日深夜，长沙浏阳门方向突然响起密集的枪声。已是长沙警备司令的李明灏刚披上衣服，卫兵就冲进来报告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正率部攻打国共合作之下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这一事件史称“马日事变”。这时组织上送来密信，上面只写了两个字：“速救”。

李明灏立即叫来警卫营长，他以清党委员会的名义接管了城南监狱。当八十九名“政治犯”被带到公馆后院时，他们的镣铐不但被打开，每个人还领到了干净的衣服和布鞋。

李明灏先让夫人坐车从东门出去，故意和守门卫兵发生矛盾引起混乱，随后工兵营在南门制造火药泄漏的假象调动正“清党”的国民党军，最后让这些“政治犯”，分批向浏阳河转移。这场耗时六小时的营救行动，所有被救人员安全去到了平江根据地。

1937年秋天，武昌南湖军校的操场上悬挂着抗战标语。李明灏上任武汉分校主任的第一天，就把《游击战术》列为必修课。在1938年10月武汉失守，武汉分校迁到武冈后合并为黄埔军校第二分校，李明灏为中将主任，全面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直到抗战结束，这所学校培养出2.3万学生，分布在全国各个战场。

1939年重庆的晨雾总带着潮湿气味。作为军委会中将高参的李明灏虽不直接指挥部队，但掌握着抗战战区交通网的分布情况。

1941年重阳节，原黄埔教育长吴晋明在上海被日军逮捕。李明灏连夜拜访瑞士驻重庆领事，让其用二十年前在日本积攒的人脉帮忙。三个月后，吴晋明从虹口监狱获释时，还以为是自己的学生出面营救的。经李明灏帮助在沦陷区脱险的人员就有四十三人，包括文化界人士和被捕的飞行员。

抗战结束后，李明灏在上海法租界的公寓里看似悠闲地养花种草。其实阳台上那盆栀子花的摆放位置，是给地下联络员的暗号。1948年程潜主持湖南政务，派人给他送来一根镶银手杖，这是两人当年在讲武堂做同事时的约定，意味着要邀请他出山相助。

李明灏知道，程潜这时正在为湖南的前途寻找出路，自己不能再置身事外。他马上动身，成为了程潜与共产党方面之间最重要的联络人。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李明灏的生活看似平静，实际上肩负着使命。他经常乘坐京汉铁路的夜班火车，往来于武汉与长沙之间，在为湖南的和平解放铺平道路。

1949年元宵节，在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他亲自安排木船护送一批重要的文化界人士过江。船头堆满年货作掩护，桅杆上却悄悄系着红绸带作为识别信号。这次成功的护送，保住了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宝贵火种。

1949年10月，李明灏在武汉关码头，迎接了南下的解放军，见证了他为之奋斗半生的新中国的诞生。

建国后，曾有老友问起他1927年那个冒险营救的夜晚，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都是分内的事。”当党史工作人员前来征集史料，他能清晰地回忆起每一位被救者的化名，却从不提及自己为此三天三夜未曾合眼的细节。

他一生没有入党，但在他逝世后，追悼会的挽联上写着恰如其分的评价：“无党派之名，有党员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