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秀昌 | “接着讲”——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高秀昌

“接着讲”

——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题记：“接着讲”是冯友兰对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创立新理学的经验总结 , 也是他对前期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升华 ；它既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 也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方法。冯友兰所倡导的“接着讲”的态度和精神、原则和方法 , 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 充分显示出了它的价值和意义。

乐观与悲观代表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两种对人生不同的看法。要知道一个人的人生观，主要的就是要知道他对人生是抱乐观或是抱悲观的态度。所以我们讨论乐观与悲观，也就是在讨论一般人所最关心的人生观问题。

“照着讲”与“接着讲”是20世纪30年代末冯友兰创立新理学之初提出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一对概念，80年代以后，经由冯友兰本人的申论和冯学研究者的引申发挥，成为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概念。冯友兰为什么会提出这一对概念？“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含义是什么？为什么说从方法论角度看“接着讲”是冯友兰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深化？

30年代末，冯友兰在《新理学》一开头就说：

……我们现在所讲之系统，大体上是承接宋明道学中之理学一派。我们说“大体上”，因为在许多点，我们亦有与宋明以来底理学，大不相同之处。我们说“承接”，因为我们是“接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照著”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

这是冯友兰首次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一对概念。就其字面意义来说，“照着讲”即比照、依照着讲，讲别人之所讲；“接着讲”是接着、承接着讲，讲出别人所未讲。冯友兰在此正是使用了“照着讲”与“接着讲”这种字面意义。创立了融贯中西的新理学体系的冯友兰，说他的新理学哲学系统是接着而不是照着宋明以来的理学讲，主要是为了强调他的新理学是对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宋明理学的继承与发展，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新理学是“接着中国哲学的各方面的最好底传统，而又经过现代的新逻辑学对于形上学的批评，以成立底形上学”，也如贺麟当时所指出的，冯友兰尽力追溯他的新理学系统（学说）如何系接着而不是照着程、朱、道家、魏晋玄学及禅宗，发挥推进而来，有集中国哲学大成的地方。所以，“接着讲”是哲学家的讲法。而“照着讲”是何人的讲法？

冯友兰在《新理学·绪论》中指出：

哲学家是自己有真见者；注疏家是自己无见，而专转述别人之见者。

显然，冯友兰是把“照着讲”看成是注疏家的讲法。不仅如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第二十八章“中国哲学在现代世界”中，进一步区分哲学家与哲学史家，认为哲学史家的工作主要是陈述性的，其任务是寻出过去哲学家的观念和理论的意思是什么；而哲学家的工作主要是创造性的，其任务是弄清楚过去哲学家的观念，并把他们的理论推到逻辑的结论，以便看出这些理论是正确还是谬误。如果结合冯友兰“照着讲”与“接着讲”的区分，那就可以说，哲学史家是“照着讲”的，而哲学家是“接着讲”的。冯友兰晚年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将研究哲学史归为“照着讲”，将哲学创作归为“接着讲”的，他说：

哲学史的重点是要说明以前的人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样说的；哲学创作是要说明自己对于某一哲学问题是怎么想的。自己怎么想，总要以前人怎么说为思想资料，但也总要有所不同。这个不同，就是我在《新理学》中所说的“照着讲”和“接着讲”的不同。

这实际上是说，哲学史家是照着哲学史讲哲学，而哲学家是接着哲学史讲哲学。如果说哲学家总是“承先”以“启后”、“继往”以“开来”，由“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那么说他是“接着讲”可谓名副其实;如果说哲学史家不仅要记录和描述而且还要解释和批判，那么说他是“照着讲”就不很妥当。

“照着讲”只是哲学史家的部分任务。因为哲学史家的任务是历史的叙述和哲理的阐发的统一，是哲学史理解和哲学理解的统一。从哲学史理解及历史的叙述看，哲学史家固然要以客观的、中立的立场，同情了解的态度，对以往的哲学作不增不减、不偏不倚的叙述，以求再现客观的、真实的哲学发展史；而从哲学理解及哲理的阐发看，要真正理解和准确把握以往的哲学，哲学史家也必须有自己的哲学之见，以便对以往的哲学作深入地批判性阐释。如果说前者可以用“照着讲”概括的话，那么后者便不是“照着讲”一词所能涵盖的。所以，冯友兰曾经把注重文字的考证、训诂的“汉学”与注重对于文字所表现的义理的“宋学”都作为研究哲学史的方法，并且认为“汉学”、“宋学”都不是研究哲学的最好方法。如此看来，那种以“汉学”与“宋学”比附“照着讲”与“接着讲”的解读是一种误读，而以“我注六经”和“六经注我”来说明“照着讲”与“接着讲”却多有相合之处。既然哲学史家不仅仅是“照着讲”的，所以，必须对哲学史家在何种意义上是“照着讲”的要有清楚的认识和明确的界定，否则便会导致混淆不清。

若进一步看，“接着讲”本身又包含着正确处理新与旧、古与今的统一关系以及近代化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关系。

首先看新与旧、古与今即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总是接着哲学史讲的。因为从哲学史角度看，哲学已经有了二千多年的历史，哲学及各派哲学的大体轮廓，及其中的主要道理均已“布在方策”。此后哲学家之所见，虽可更完备周密，但不易完全出前人的轮廓。所以，我们讲哲学不能离开哲学史。哲学家研究哲学需要一方面研究哲学史，以观各大哲学系统对于世界及人生所立之道理，一方面直接观察实际的世界及人生，以期自立道理。哲学家以其新见，既继承传统又超越传统，在古今转换、新旧相续中成就了哲学发展的历史。这就是冯友兰“接着讲”一词应有的基本含义。冯友兰的新理学的哲学创新，便是他在对中国传统哲学进行系统而深入的研究的基础上，自觉地继承传统的哲学与思想课题，站在已经获得的哲学思想高度上，通过新的理解和解释结构，依传统哲学思想的方向和逻辑，推进了中国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这便是冯友兰自己的“接着讲”。

再看近代化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三四十年代的冯友兰特别强调哲学的民族性。在冯友兰看来，哲学总是“接着”哲学史讲的，而哲学又总是某一民族的民族哲学，所以说讲哲学是“接着”哲学史讲的，事实上总是某一个民族的民族哲学“接着”某一个民族的哲学史讲的。德国哲学是接着德国哲学史讲的，英国哲学是接着英国哲学史讲的，中国哲学是接着中国哲学史讲的。冯友兰新理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拿中国传统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运用新的哲学观念和方法，重新加以解释的阐发，并且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资源，来诠解他自己所提出的新的哲学概念和范畴。这使得他的新理学自然成为接着中国哲学史讲的新的民族哲学。其中所运用的新的哲学观念和方法，特别是冯友兰所强调的逻辑分析方法，标志着中国哲学的近代化或现代化转型。正如冯友兰晚年论及新理学时所说的：

中国需要近代化，哲学也需要近代化。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并不是凭空创造一个新的中国哲学，那是不可能的。新的中国哲学，只能是用近代逻辑学的成就，分析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使那些似乎含混不清的概念明确起来。这就是“接着讲”与“照着讲”的分别。

“近代化的中国哲学”就是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是近代化或现代化与民族化的统一。这不仅是冯友兰时代而且是未来中国哲学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据上所述，可以对冯友兰“照着讲”与“接着讲”作出以下几点评析。

第一，从方法论角度看，“照着讲”是哲学史家的陈述性工作，力求原原本本地叙述以往哲学家提出的概念、范畴、命题及思想体系，是“我注六经”式的“述而不作”。这种以通过不增不减、不偏不倚的客观叙述的方式来研究哲学史，只是哲学史家的部分任务，而不是哲学史家的全部任务和根本目的。因为哲学史家不仅要进行历史的描述（叙述）而且要作哲理的阐发，而唯有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是真正的哲学史研究，也才能成就真正的哲学史。其实，这也是由哲学史的性质所决定的。哲学史即哲学发展的历史。哲学史的研究其实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因此，一个人要研究哲学史，首先必须有哲学的修养和素质，必须有哲学之见，否则便不能从事哲学史研究。冯友兰3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即是依其哲学之见而写的哲学史，而40年代的《新原道》《中国哲学简史》及80年代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则是由不同的哲学之见而撰写的哲学史。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冯友兰“照着讲”的真实意义，并指出某些冯学研究者对冯友兰关于哲学史家“照着讲”不作深究、不作严格区分而引致的误解。例如，在有的学者看来，冯友兰对中国古代哲学典籍的研究区分为两种途径：历史的叙述和哲理的阐发，前者即是哲学史或历史学家的“照着讲”，后者是哲学家的“接着讲”。这一理解会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哲学史家只作历史的叙述而不作哲理的阐发，而哲学家则只作哲理的阐发而不作历史的叙述。这显然不合事实。因为，如上所述，历史的叙述和哲理的阐发原本就是哲学史家的根本任务，二者的有机结合才能够进行真正的哲学史研究，否则，研究者只能成为其他什么史家，但不能成为哲学史家。还有学者把“照着讲”看成一种保守、抱残守缺、泥古不化、拒绝进步的态度。这明显是对“照着讲”所作的一种极端任意的发挥，跟冯友兰“照着讲”的本义相距甚远。

第二，“接着讲”是冯友兰所着重强调的哲学家创立新哲学的创新方法。这是对实际哲学的实际发展的概括和总结，也是冯友兰对自己20年代所提出的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相统一方法的升华和发展。照冯友兰关于哲学的新与旧的看法，每一新时代虽然不会有全新的哲学，但有较新的哲学，有全新的哲学家。全新的哲学家创作出较新的哲学，要有“接着讲”的态度、精神和方法，否则便不能成就新哲学。“接着讲”是一种融旧以铸新、推陈以出新、返本以开新，即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继承与创新的统一，综合与创新的统一。黑格尔曾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明了这种吸纳传统、以求创新的哲学精神：“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这就是冯友兰所说的“讲哲学都是接着哲学史讲的”。尽管对于哲学史的研究不足以产生新哲学，但是不通过研究哲学史则必不能产生新哲学。因为，历史上的不同的哲学系统都是各种本然哲学系统的代表，通过对哲学史的研究便可引导我们了解哲学本身。因此，哲学史研究是哲学创新的基础和前提。

第三，从哲学解释学角度看，“接着讲”可以说是一种对传统哲学所作的创造性的诠释。哲学是一开放的探本究底的反思活动，是对思想的思想。而哲学史研究则是以今人的思想对古哲前贤的思想的重新思想，因而也可以说是思想跟思想的对话，从而哲学研究与哲学史研究成为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思想跟思想的对话具体表现为今人对古人思想的诠释与义释。这是一种建立在同情了解基础之上的理解和解释。这种理解和解释在解释学所说的“视界融合”中得以实现：诠释者不仅注意到哲学元典之概念、观念、命题等的原义，而且还注意其应有之义，甚至还要注意在交流对话中所揭示出的新义。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可以看作是对“接着讲”这一哲学及研究史研究方法的更为系统全面的解析。傅伟勋的诠释学方法分为五个层次：“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创谓”）。从探讨原典实际上说了什么的“实谓”层次、探问原典想要表达什么的“意谓”层次、考究原思想家可能要说什么的“蕴谓”层次、追究原来思想家本来应当说些什么的“当谓”层次，到思虑原思想家现在必须说出什么的“必谓”层次，诠释者即从批判的继承者转变为创造的发展者，从注释学家升进为创造性的思想家，用冯友兰的话说就是由哲学史家升进为哲学家，通过“接着讲”而实现哲学的创新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接着讲”是哲学与哲学史研究的根本方法。这是冯友兰40年代加以深化的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也是冯友兰50年代以后继续拓展的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

第四，从哲学与哲学史的融贯说，“接着讲”也如唐君毅所说的“即哲学史以言哲学，或本哲学以言哲学史之方式也”。“所谓即哲学史以论哲学者，即就哲学义理之表现于哲人之言之历史顺序，以见永恒的哲学义理之不同型态，而合以论述此哲学义理之流行之谓。”用黑格尔的话说就是“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由论入史而又因史成论的史论相结合的治学原则和方法，若无哲学之新见，便见不到哲学史上各家各派哲学义理，也无法揭示中国哲学的特质、主题、精神，更无法把握中国哲学的演进脉络和发展线索，从而也就没有哲学创新的理论基础和逻辑起点，也就不会有“接着讲”。反之，若无深厚的哲学史基础，也就不能通中国哲学史以为论，如此，既无本可返，也就无新可开，从而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接着讲”。惟有史论结合式的“接着讲”，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哲学史，也才能够开创真正的新哲学。

综上所论，我认为，冯友兰的“照着讲”虽然是跟“接着讲”相对应的一种方法，但它只是哲学史家“述而不作”的客观描述的方法，而不是对哲学史家的叙述方法与阐释方法的总的概括。严格说来，哲学史家治哲学史不会去依样画葫芦，也做不到不偏不倚，而是在历史的叙述与哲理的阐发中建构着哲学史，并实现对哲学史理解的创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史家也是在“接着讲”的；那种径直把“照着讲”看成是哲学史家的治学方法的观点是失之偏颇的。而冯友兰的“接着讲”既是一种哲学创新的方法，也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创造的诠释学方法，还可以说是一种治中国哲学（史）的史论结合的方法。“接着讲”是冯友兰对自己研究中国哲学史、创立新理学的经验总结，也是他对前期研究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升华，更是他以后治学从来不曾放弃的原则和方法。冯友兰所倡导的“接着讲”的态度和精神、原则和方法，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充分显示出它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