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胡风、周扬为什么两人后来竟到反目成仇的地步？

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王超北在自述中继续写道：“1934年，上海中央局特科（军委）令我护送张庆抚由上海到西安去陕北红二十六军。

同年，我利用张汉民部队的掩护，用汽车给陕北红二十六军送去大批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以及炮弹、子弹、手榴弹等。

还从上海购运新式二十发驳壳枪、无线电台、收发报机等器材和医药器材，十万分之一、五万分之一军用地图以及棉衣、军毯、帐篷等物资。

都是先行与红二十六军交通徐国琏约好时日，在西兰公路彬县长武间之水帘洞处，佯装汽车抛锚，等天黑后，以汽车大灯为信号，待红军接货。”

这只是王超北他们支援红26军的几次事例，还不包括王超北他们给红26军提供的军事情报，从徐国琏频繁往返于陕北与西安之间的叙述看，西安特科对红26军的支援是多方面全方位的。

徐国琏“他每次从边区到西安都住在骡马市街路北的一个毡铺店里，住下后即等待西安特科焦世平前来接头。”

这个毡铺店叫骡马市街擀毡作坊，负责住守的张放心（张景文）即是徐国琏的妻子。该毡铺店和竹芭市街的同聚军衣店、彬县水帘洞、东涝巷裕茂兴鞋铺都是王超北等人建立的秘密交通联络站。

张汉民、魏书林、徐国琏、张放心、焦世平、杨子实……这些在《王超北自述》中提到的看着陌生的人，都是王超北的战友，在后来的岁月中先后都壮烈牺牲，成为名副其实的无名英雄。

有人诬《王超北自述》、《来自秘密战线的报告》、《古城斗“胡骑”》等书是“王超北自己杜撰的几本书”，并说王超北受王世英派遣担任陕甘特派员、创建西安特科“只是他个人的孤证，并没有得到党组织和旁人的认可。”

真心给这类大仙推荐《西北民盟领袖：杜斌丞》、《秦岭之子：汪锋革命传奇》、《忠诚无悔：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书记刘仲华生平》、《〈红旗飘飘〉的创刊与停刊》这几本书和文章，看看王超北的回忆录是否是凭空捏造的“杜撰”、是否有旁人有力的证明。

无数隐蔽战线无名英雄们的英名和功绩，本就埋没良久，却仍有不少人在他们的事迹被发掘被解密之后，竟然还在背后捣鼓，或者脚前使拌，说什么“刘仲华是一个既不懂特科工作，又不懂秘密工作原则，完全失去警惕性的人，”

并说刘仲华是“自行成立了临时中央局，自任书记。”

说什么“为什么要宣传黄慕兰，她有什么好宣传的？”

说什么王超北的回忆录是“杜撰”，“没有得到党组织和旁人的认可”……

口气之大、姿态之狂真是令人发指作呕，幸好历史并非如他们所愿那样像个小姑娘而任其打扮；

历史是本真是素颜，任何涂脂抹粉、刻意玷污都经不起岁月的洗涤冲刷；

历史是河床是树化石，你可以使之改道，让它埋没，却阻止不了后人追根溯源、刨根问底的探寻。

远东反战会议

远东反战会议是共产国际主导发起的第二次国际反帝反战大会，第一次大会于1932年8月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因营救牛兰夫妇而未参加会议的宋庆龄仍当选为大会执行委员。

1933年1月中旬，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并抄送共产国际代表,电文中正式确定在上海召开远东反战大会，并明确“在中国，（大会）筹委会领导人是宋庆龄。”

宋庆龄在1933年

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华代表兼上海远东局书记阿图尔·埃韦特于2月初向共产国际报告说：“我们已着手筹备在上海召开反帝大会。在北平也将组织这样的代表大会。将尽量尝试半合法地举行这次会议。”

此时大会的筹备工作实际由民权保障同盟负责进行，杨杏佛曾两次“公开向沪上记者透露远东反战会议相关情况”。

远东反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日本侵华问题，矛头指向是日本帝国主义。

按理，中国国民党政府应该支持这次会议，但由于蒋介石政府正在执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又兼会议后面有苏联背景，就竭力阻扰、破坏这次会议。

杨杏佛遭暗杀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虽未解散，事实上已很难再公开活动。

为此“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宋庆龄公开出面筹备，（她）以筹委会主席的身份公开地做宣传和组织工作，具体工作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冯雪峰主持”。

冯雪峰接受任务后，成立了由冯雪峰、刘芝明、张凌青三人组成的核心小组，楼适夷、江丰等人参加筹备工作，但这些人除冯雪峰外，均在8、9月份遭到逮捕。

上海中央局为避免共舞台事件的重演，决定将会议由半公开改为秘密召开，由中央局组织部长黄玠然等人出面租到大连湾路一幢新建未装修的住房作为会场（今霍山路85号）。

黄霖、叶以群、梁文若、周文、郑育之、朱姚等人成为大会的工作人员，上海中央局政治保卫局（特科）的红队担任保卫工作。

黄霖在南昌起义时是贺龙的警卫连长，由他担任大会会场内的警备委员长，当初考虑这个人选时“省委组织部门首先开列出了一份14个干部的候选名单，经综合评议，因为考虑到你（注：黄霖）进过军官学校，带过兵，打过仗，又有了六年的党龄，还在上海搞了近三年党的秘密工作，比较熟悉上海的斗争情况，所以组织上才选定由你来担当这项大会警备工作的。”

冯雪峰与武胡景秘密会见了黄霖，在谈话后武胡景告诉黄霖：“联系方面，给你安排了一个内部交通员（注：即梁文若），可以随时来找我们。

晚上我们约定在一个窗户里随时点一盏灯，如果内部有情况，就把这盏灯熄灭，外面看见灯灭了，就会有人进来和你联系，帮助你。

会场外面的工作，一直到附近的巡捕房，我们都已经安排好了，都有人负责，你不用担心。你只是负责会场内部的事情。”

黄霖在冯雪峰陪同下来到会场，当晚就与会场内的其他人开会，研究大会的保卫工作，决定：

由黄霖假扮住所户主，交通员梁文若扮主妇，刘少奇、何葆贞的儿子毛毛（刘允若）假扮户主的儿子，某高个子同志假扮黄霖的弟弟，郑育之假扮弟媳，朱姚则假扮毛毛的祖母。

“另外还有几位保卫人员，但是他们不属于‘家庭’的成员。”

初出茅庐、新为人妇的梁文若、郑育之开始正式进入历史舞台。在此先把冯雪峰与他们的关系梳理一下：

叶以群在日本留学期间，一次暑假回国时通过浙江人尹庚认识了时任左联党团书记的冯雪峰，冯雪峰吸纳叶以群为左联会员，并委托叶以群在日本成为左联分支机构。

叶以群回到东京后，成立了左联唯一的海外分盟——左联东京分盟，并先后吸纳胡风、聂绀弩、周颖等人加入。叶以群回国后又在安徽设立左联分盟，周文等人加入，1933年这些人已全部聚集到上海。

丁玲派叶以群找梁文若谈话后，左联吸收了梁文若、郑育之。在此过程中，叶以群与梁文若产生感情，而周文则和郑育之萌生爱意，双双结为夫妻。

周文夫妇后来又介绍王尧山加入左联。

周扬、胡风都是日本留学回来后被冯雪峰吸纳进左联，并得到培养提拔的，为什么两人后来竟到反目成仇的地步？！

曾被周扬们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体”的陈企霞，在晚年时和孩子们谈过周扬和胡风关系的片段，他说：

“1933年胡风从日本回到上海，和周扬等人在一个要求进步的文学青年小组。这一小组约有七八人，其中有两个女大学生：梅志和苏灵扬。

胡风常给文学小组上课，他口才好，知识渊博，听者莫不钦佩。梅、苏都是大家闺秀，美丽而开朗。

周扬和胡风都爱上了梅志，而梅志看不上周扬，于是周扬争风吃醋。那时，周任宣传部长，胡当组织部长，梅志被调到组织部，苏灵扬调到宣传部。梅志心归胡风，周扬虽得到苏灵扬，但对胡风仍存嫉妒，后来渐渐演变成怨恨和仇视。”

胡风（张光人、谷非）与妻子梅志

梳理后我们发现左联后来的矛盾，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是因胡风和周扬之间的矛盾而起，后续演进使左联分化，这让郑超麟自我吹嘘的所谓“恋爱与革命”理论，又找到一证据。

而冯雪峰1936年4月从陕北重回上海后，“先找党外”鲁迅、胡愈之等人，后又重用胡风、周文、聂绀弩、郑育之、王尧山等人、再又加上“两个口号之争”，则加剧了这种分化。

让我们重新回到远东反战会议紧张的筹备工作中，法国代表古久里、英国代表马莱等人抵达上海时，“宋庆龄蔑视国民党发布的外国代表一律不许登陆的禁令，亲自上船迎接外国代表并发表欢迎演说。”并将他们安排在沙逊饭店（今和平饭店）入住。

鲁迅曾到沙逊饭店会见英国代表马莱，也到河滨大楼伊罗生的住处，会见了法国代表古久里。

叶以群通知周文、郑育之他们购买两个樟木箱备用，9月27日，周文、郑育之扮作新婚夫妇将两个樟木箱搬出娘家，到上海三马路（今汉口路）666号东方旅社，购买面包、罐头、水果汽水等食品放入箱中，后在内部交通梁文若的带领下乘汽车进入会场。

9月28、29日两天时间内，参加会议的代表先后分批到达，“代表一般都是两三个人一批，分别由省委组织部长和省委巡视员（曾一凡）带来。”李剑华、胡绣枫夫妇作为知识分子代表也被接到会场，美共党员、《中国论坛》报主编伊罗生也是会议代表。

李剑华与胡绣枫夫妇

夏衍受冯雪峰委托，和洪深一起用借来的贴有“明星公司”标识的汽车从沙逊饭店将马莱、古久里接到会场。冯雪峰还告诉夏衍，为安全起见，鲁迅和茅盾都不参加大会了。

四五十名代表到达以后就悄悄上楼，休息等待，不能随便走动，也不能大声喧闹，以免暴露。

30日凌晨二三点钟，宋庆龄“经过了不少曲折，”在梁文若的陪同下乘坐出租车来到了会场，所有参会人员全部席地而坐，唯一的小桌子给了大会记录员。也是在这天早晨，本该在9月18日举行的会议在历经波折后终于顺利召开了。

为避免暴露，宋庆龄后来回忆这一天的会议“我们实际上是在低声耳语之中进行报告和讨论的。”

下午四点多，大会顺利结束，宋庆龄是最后一个离场的代表，黄霖是最后一个离场的工作人员。

“这次会议有一个副产品，即宋庆龄帮助胡志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胡志明当时化名李瑞，1933年化装成商人，从香港经福建厦门到上海……赴宋（庆龄）的寓所拜访，请宋把一封信转交给来上海参加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宋把此信交给法共机关报《人道报》主编、共产国际工作人员伐扬-古久里……从而恢复了胡与党组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