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玲玲: 女校8年, 没有男生特别关照的日子

王玲玲，1947年出生，北京读小学、中学。初高中均为北京女十三中。赴内蒙古、河南农村插队劳动，后被招工进湖北山区三线工厂。华中师范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77级，毕业分配到囯有商业银行工作至退休。

原题

女校苦乐

（外一篇）

作者 ：王玲玲

文革前北京中学的男校女校，都是解放前留下的，多是教会或者私人办的，解放后都改为公立的了。男校、女校各十几所，与上百所男女合校相比，占少数。女校正式校名前都冠以女子，比如北京第十三女子中学，简称女十三中。而男子学校不标明男子，比如北京第四中学，实际上是男子中学，简称男四中。男校女校在当时都是比较好的学校。男四中至今是北京顶尖学校。除了师大附中、师大女附中外，现在风光无限的几个大学附中都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才建的。

我初高中都在女校，加上文革在校，在女校长达八年，女校的苦乐深有体会。

北京女十三中校门

过去说女子能顶半边天。女子学校女子就要顶整个天。记得初中第一次下乡劳动，各个班级分散在不同的村队，距离学校领导所在的总部分别都有四五里地。那时村里没有电话，各个班级选一个通讯员，每天两次往来总部领取、传递信息。这要是有男同学，哪里轮得到女生来做，定有男生冲上去。我们则就是女生冲上去。我当过这样的通讯员，才十二三岁的女孩，每天单独在乡间路上往返跑，心里还充满自豪。幸亏那时社会治安好。现在那个学校也不会这样！

文革前北京所有中学每学期都要下乡劳动。我们女校在下乡劳动中并没有特殊照顾，没有男生，轻活重活都分给我们都干。有一年我们在卢沟桥人民公社劳动，任务是改造永定河的荒河滩，在石头遍地的河滩上挖果树坑。我们一群女孩用镐头铁锹，刨石头、挖土、填土。要种下的是已成小树的苹果树，要求坑深要达一米四、五深，把劣质的土挖出去，再填上运来的好土。那么体力繁重的劳动，没有谁叫苦喊累，还都比着谁赶得快。

随着每天的进度，坑一点点变深了，人站在坑里要爬出来都很吃力。有一天劳动结束了，集合后往回走了，突然发现少了一个同学。人怎么会少了？赶快回去找，到了河滩上只见都是我们挖出来的树坑，见不到那个同学。大声呼喊后，最后听到那个同学的答应，跑过去一看，她还在坑里。和她搭伴儿的同学中途爬上来办事，听到集合的哨声就去集合了，忘记去拉她上来。她个子矮，自己爬不上来，站在坑里，别人就看不到她，差点把她一个人扔在荒滩上。

没有男生，没有依赖，女校学生的才干就有机会施展。中学老师不具体管班级的事。班级的管理、活动的组织，都是班干部做。校园里会写的、会画的都有，同学中严肃的、活泼的，要求上进的、甘愿落后的甚至上课爱捣乱的也有。没有觉得女校缺少什么。

每年十一、五一，我们都有到天安门广场联欢跳集体舞的政治任务，还要在中间穿插表演节目。各班级和学校之间还相互交流表演。各个班级都想出彩，用尽心思。我们班表演《库尔班大叔你要去哪里》，跳舞的美丽姑娘，班里随手就能拉出几个，可是“大叔”怎么找？班里一个稍高的同学就被贴上胡子，披着条纹的长袍，成了维吾尔族大叔。表演《洗衣歌》时，差一个炊事班长，就让我把头发塞进军帽，女扮男装上场了。这几个节目到几个联欢圈子里表演还很受好评。就是大合唱也能找出几个嗓子粗的唱男声部。所以我们总觉得女校学生无所不能。

亚斯立堂，北京第一座礼拜堂，当年是女十三中的礼堂。我们在这里听报告、开批判会。地下室曾用作食堂

长期单一性别的生活环境，也使得一些女孩封闭，甚至“封建”。我们那个时期男校女校平时没有任何交集，只有”十一””五一”在天安门广场作为政治任务跳集体舞时，男校女校要在一起。集体舞里，要男女拉着手，有的女生就不伸手，弄得男生很尴尬，更有女生准备一个小树枝，男生伸手过来，她就把树枝伸过去让人家握着树枝，真个是“男女授受不亲”。

后来倒有意思了：1964、1965年那种火红的革命氛围中，集体舞原来的舞曲都改为革命歌曲，唱着“学习大寨呀赶大寨”跳舞，男女生作着挑担子的动作，你向左，我向右，来回穿插，不用手牵手了，就时经常撞在一起。还跳“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作着打背包出发的动作跳，也真难为那些编舞的人。女生也不必为和男生拉手而不好意思了。

女校学生看来无所不能，其实单一性别的环境，没有男生思维、作风的影响，女校学生思维和视野比男校呆板、狭隘的多。文革大串联开始时，别的学校学生都天南海北了，我们学校却限制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参加串联，安排我们到远郊区怀柔县农村劳动。听到别的学校的学生跨长江过黄河地到处跑，心里羡慕极了，谁不想看看祖国的大好山河。但是学校不让我们去，也没有谁不服从，只认自己出身不好倒霉。

我邻居一个初中的男孩对我说：“你们怎么那么老实！现在谁还听学校那一套！”他讲他们学校人都跑空了，嘲笑我们没有造反精神。等学校允许我们也外出时，大串联就要结束了。

我们赶上大串联的一个尾巴，火车票只有齐齐哈尔的。那时已经是冬天，串联的学生都往南边跑。那个邻居男孩跟我说，根本用不着车票，到火车站找火车，想上那个车就上那个车，找到去南方的直接就上去，没有人敢管。我们却觉得这样太没有组织纪律了，就老老实实攥着火车票去了大东北。到了那里，我们一本正经地到大学抄大字报，参加那里的批判会，其实那里说的人、批的事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从齐齐哈尔到佳木斯，没有可玩的地方，就是有，我们也不会去。因为我们认为来学习革命经验的！我特别向往大海，火车路过秦皇岛，我就提出下车去看海，同学中立刻有人说咱们串联是学习革命经验的，不能去玩。后来回去听到别人革命圣地也看了，大山大海也玩了，心里那个羡慕！

中学时代的作者（左），与同学练习滑冰

我们没赶上火车大串联，就响应号召步行去“长征”。几个女孩子带着简单的行李就向心中圣地延安出发了。走在路上看到别的学校都是男女生一起走，男生帮女生拿行李，有的还是男生打前站，提前把给女生食宿都按排好的。对那些被男生照顾的女生，我们心里有些羡慕，但又嘲笑人家无能，很自豪我们的自强自立。路上碰见几次卡车，开到我们身边就停下了，司机冲着我们喊：“你们几个女孩儿，上车吧，捎你们一段。”我们本来累得一步都不想走了，但是又想学习红军长征，怎么能投机取巧，坚决不上车。看到我们拒绝，司机扔下一句“你们真傻！”就开跑了。我们好几次看到有男女生站在卡车上，还打着某某长征队的旗子。他们有的还喊着让我们也上车，我们当然拒绝了。女生有那么一种执拗劲，“上面”每句话我们都认认真执行，当时叫落实指示不走样！

到上山下乡时，女校的学生的劣势就显现来了。很多男女合校的学生以男女朋友的身份一起插队或到农场，相互之间照应。即便不是男女朋友，男生女生在一起，女生也必然受到照顾。女校则不同了。我和同校同学六个“女光棍”插队到内蒙古的山区，别的村子分到的都是男男女女的学生一起来，我们村子里农民看到我们就几个年轻“妇女”来，特别奇怪，也特别高兴。他们可能觉得我们干不了什么活，不会和他们争工分，还想着我们早晚得嫁给他们之间的谁。

我们到屯子里不久，天就冷了。冬天挑水是个大难事，井台上的冰积得高高，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小富士山套在井口上。上井台一步一滑，挑完水下井台更是难，摔到是常事。水桶挂在辘轳上没有经验的摇不好，力气不足，摇了半天，辘轳会突然反转，打到自己的头上。冬天打水，我们就结伴去两人去，在井台上相互拉着扶着。屯子里的男人看见我们这么打水就感叹：“这哪是老娘们儿干的活！真受罪！”那些妇女则对着我们说：“大妹子，你们别受这个苦了，你们要是嫁给俺们的人，什么都不用你们干，就坐炕头就享福啦！”还有的跑我们住的地方，坐炕头上劝我们说，“你嫁给谁谁吧，他家有钱，能给你买毛衣，毛衣上还有两个绣球，一走一晃可好看了！”说得我们哭笑不得。

但是也真听说别的屯子，有两个初中小女孩受不了这个苦，被说服和村里的人结婚了。我们毕竟是高中毕业生，心里都有点主意，想着绝不能因为怕吃苦就结婚。我们就这么在那里春种、秋收、砍柴、脱坯，我们和村里的男人一起干活，当地妇女都不干的活，我们都硬挺着干下来了。

1966年5月高中毕业全班合影

我读一些前辈写的回忆，解放前男校女校的学生相互来往，交际很多。不知道怎么到我们那个年代我们怎么反而那么封闭。

高中三年加上两年文革，我们也都二十一二岁了，没有和男同学接触的机会，也还没有听说同学中谁谈恋爱了，相互之间也从不谈及这些。只是有一次军训排长给我们讲话，说发现外班有人在搞“卑鄙的勾当”，我们开始不知道他指甚么，后来才知道他是说有人交男朋友了。他是山西人，说话口音很重，我们学他，后来只要听说谁交男朋友了，我们就大惊小怪地说她有“卑当儿”了。

想想奇怪，我们正值美好青春时，怎么没有对异性的追求，怎么就没有对爱情的向往？读书时尚可用专心读书来解释，后来文革两年在校，一节课也没上过，我们都干什么去了？批判、斗争，两年就那么轰轰烈烈又一事无成地过去了。

多年后一次同学聚会，大家回忆那些年，感慨自嘲说，大好青春连个男朋友都没有的，傻呼呼的，心里怎么什么都不想？有同学就说，咱们不是什么都不想，咱是想的太多了，想反帝反修，想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的人等咱们去解放！大家一想，不由得笑了，笑得苦涩、无奈。

外一篇

英语、俄语的选择

我上初中和高中都是一个学校，这个学校，解放前是教会学校，解放后变成了一所女子中学（当时北京男中、女中各有十几个，都是比较好的学校）。

我上初中时，是60年代初，中苏关系还没有破裂，苏联在普通老百姓心中还是老大哥，是榜样，有最最牢不可破的友谊。当时北京中学学生中的都特别时兴和苏联学生通信交朋友，中学外语课多是学俄语。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的底子，外语老师过去都是教英语的。解放后学校让英语老师都改学俄语，教俄语，年纪轻一些的老师就一边学一边教。有两三个老教师年岁大了，学不了、改不过来，教师又不够用，学校只好就让几个老教师仍然教英语，让学生自愿选择学什么语。

高中毕业时部分同学合影

初中学生什么也不懂，大部分都向往苏联，要和苏联交朋友，大多数就报俄语。开学前报到，我也去凑热闹了报了俄语。回到家我跟父亲学说学校的事儿，我父亲听说我报了俄语，什么话都没说，骑上自行车就到学校去了，找到老师，说我的孩子学英语，给她改过来吧。我当时对父亲这样做特别不高兴。

开学后，我们那个年级共八个班，六个班学俄语，两个班学英语。学俄语的同学就在老师的指导下给苏联的学校写信，交苏联朋友。当他们拿着苏联学生回信的时候，都兴高采烈的在我们面前展示，我们当时就很羡慕他们，有点失落。

我上高中的时候，大部分从外校考到我们学校的人都是学俄语的，学英语的组成一个班，还多出十几个学生。这十几个人就和学俄语的混编在一个班。我们班大部分同学是学俄语的，我们十几个人学英语，每到上外语课时候，我们这十几个人就被弄到另外一个教室去学英语。

世事难测，我上高中时中苏关系已经完全恶化了，苏联成了我们最大的敌人了。学校开展调查，一直和苏联人交朋友通信的同学，往来信件都要交审查。过去在我们面前显摆的的同学，被叫去反复调查，我们学英语的就没有这麻烦，有点幸灾乐祸。

多年后，我觉出了父亲当年替我作的决定是正确的。中学里学的英语现在仍能用得上。我经常想，科学知识的教学不能跟着风向和热点趋势跑，教育不能运动化地折腾。果能如此，则学生幸甚，国家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