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伴50载，发现丈夫背叛证据后她绝食而亡，次年丈夫把情人娶回家

1985年冬天，北京的一间老宅里，一位65岁的老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人世。

她叫陈布文，一个曾被誉为“小鲁迅”的才女,她的死并不突兀，因为她连续数日滴水未进，已经做好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准备。

她的身边没有遗书，没有告别信，只有一摞旧信纸，上面写满了她丈夫和另一个女人的情书,而那个人，是她曾经亲手从战乱中救出来、像亲生女儿一样养大的干女儿赵翠娥。

这桩三人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情感纠葛，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家庭伦理问题, 事情背后牵扯到的是延安时期的革命文艺圈，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者，是一个女人从青春到老年，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家庭与丈夫，最后却换来一地碎片。

陈布文出生在江苏常州，家庭条件不错，从小接受良好教育,13岁时就开始在《女子月刊》上发表文章，以文笔犀利著称，被不少人称作“小鲁迅”，16岁时给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投稿，文风老练到让编辑以为作者是个中年男性。她是那个年代极少数能靠写作闯出名堂的女孩子之一。

但家庭却没有因为她的才华而放宽对她的控制，17岁那年，家里安排她嫁给一个留日归来的富家子弟，陈布文不愿意过那种被安排的日子，于是半夜收拾行李，独自一人逃到了南京，在那里，她遇见了刚刚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的青年漫画家张仃。

张仃当时已经在左翼文化圈里小有名气，擅长画时政讽刺漫画，他的画风大胆，线条锋利，作品直接针对时政黑暗，是那个时期文艺界难得的“刀锋派”，两人相识之后，很快因为共同的理想走到了一起，没有婚礼，没有戒指，只是彼此交换了手稿作为信物。

1938年，两人带着刚出生的大女儿一路辗转到了延安，张仃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继续画他的讽刺漫画，但很快因为画风太“西化”被批评成“丑化革命同志”。

而陈布文则成为延安文艺抗敌协会的机要秘书，工作量极大，每天忙得连轴转，她不仅要处理文书，还经常去图书馆查资料、整理民间剪纸图案，为的是帮助张仃从漫画转向工艺美术。

当时延安非常艰苦，两人住窑洞，吃的是黑面馍，穿的是破旧棉衣，可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依然坚持创作，坚持理想。

陈布文甚至亲手制作图样、灯具、布艺，用极少的资源为延安作家俱乐部做出独特的设计，张仃后来能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首席设计师”，参与国徽设计、邮票绘制，这背后有陈布文大量的付出。

建国后，陈布文也被调入中南海，担任周总理的机要秘书，是非常有前途的岗位，组织上几次劝她入党、从政，但张仃一句“家里需要你”，她便主动辞职回家，从此成为家庭的主心骨。

她每天五点起床，为全家人做饭、送孩子上学、操持家务，还要打点丈夫的画室，她曾对孩子说：“等你们长大了，妈妈再写作。”但这一等，就是一辈子。

正是在延安时期，陈布文认识了赵翠娥，一个因为战争失去父母的12岁女孩，她一眼就喜欢上这个眼神干净的小姑娘，把她接回家当成干女儿养。

给她做棉衣、教她写字、用自己的诗集当教材，甚至在她生病高烧时彻夜照顾，对赵翠娥的爱，几乎和对亲生女儿没有分别。

后来赵翠娥也步入文艺圈，开始写诗、画画，是陈布文一手培养出来的，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她视若己出的姑娘，几十年后竟然成了她丈夫的情人。

1985年秋天，陈布文在翻整理书信资料时，无意中找到了一把小铜钥匙，打开了张仃书桌最底层的抽屉，在那个木盒子里，她发现了一叠情书，那些信纸已经泛黄，最早的一封是1965年写的，那一年，她刚帮赵翠娥办完婚礼。

信里写得极为露骨，也极为伤人，赵翠娥说：“她忙前忙后地伺候我们俩，倒像咱们的妈。”张仃在纪念结婚25周年时写道：“你是我残缺的拼图。”这些话击穿了她最后的底线。

那天晚上，陈布文把所有信摊在张仃面前，问他是不是骗了她20年，张仃没有否认，只说在赵翠娥那找到了久违的激情，那一刻，她没有哭、也没有闹，只是沉默地笑了。

之后她就躺回了床，不再进食，孩子们轮流劝她，她都不回应，医生来扎针，她把针拔掉，任凭血珠渗出，她不吵不闹、不骂不怨，只是用绝食来表达自己的决绝。

1985年12月8日凌晨，陈布文去世，她的枕头下面，压着一张13岁时写下的稿纸，背后写着“搭两间茅蓬，和爱人过一生”，那是她年轻时对爱情最朴素的想象，可现实却是，她为家庭付出了一辈子，最后却连一句挽留都没有。

更让人唏嘘的是，半年之后，张仃就和赵翠娥领了结婚证，没有婚礼，没有通知亲友，第二天两人就去黄山写生，据当时在黄山的画家回忆，张仃帮赵翠娥拎着画具，满脸笑意地听她念诗，看不出任何丧妻的忧伤，他还对人说：“她像孩子，有诗意。”

这件事在当时的文艺界并不算公开，但在圈内人中却是众所周知的事，张仃晚年的确与赵翠娥共同生活多年，赵翠娥的诗集《野土》于1989年出版，获得不少文艺评论家的称赞，但陈布文的文集，直到2020年才由家人整理出版，距离她去世已经整整35年。

张仃晚年接受采访时说，和陈布文在一起压力比较大，和赵翠娥在一起才“轻松”，这种说法在当时引发一些争议，但因为他在美术界的地位，也没有人公开批评。

实际上，张仃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极具代表性的设计师，他的作品至今仍被收藏和展览，他的艺术成就不可否认，但这段私人感情，却始终是他人生中一个无法回避的插曲。

这起事件也让人想起类似的例子，比如建筑师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在抗战时期的相互扶持，又或是宋庆龄在孙中山去世后长期独身守节，这些女性在革命与建设时期都曾放弃个人选择，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理想和家庭中，结果却未必得到应有的尊重。

这件事也从某种角度反映了那个时代家庭结构的某些特点，很多女性在结婚后被迫退出职场，主动或被动地承担起所有家庭责任，她们的个人成就往往被家庭掩盖，等到孩子长大、丈夫成名，她们留下的，只有一地鸡毛。

陈布文的故事之所以值得被记住，不是因为她的死亡方式，而是在她生命最后的选择里，透露出一种非常坚定的态度，她的笔曾锋利如刀，但最后却选择用沉默抗议，用绝食告别，用死亡来划清界限。

它没有赢家，只有一个时代留下的沉重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