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高层见面，为何要钓鱼

8月13日，英国外交部表示，英国外交大臣戴维·拉米因与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英国无证钓鱼，已向环境局主动致歉。为了澄清，拉米向媒体坦诚地说，自己其实一条鱼都没钓上来。

8月8日，拉米在切文宁庄园接待了到访的万斯一家。湖边的鱼竿为会面拉开轻松序幕，而真正敏感的国际议题，则在走回屋内后才被摆上桌。

然而在英国，无论是否钓到鱼，或是否在私人土地上钓鱼，钓鱼者都须持有许可证，尽管许可证的花费仅需7.3英镑一天（约合人民币71元），但没买就会被处以最高2500英镑（约合人民币24000元）罚款。

不过，为何万斯要在度假期见英国外交大臣？外交场合，为何他们钓起了鱼？

△万斯（左）和拉米钓鱼。图片来源：凤凰网

鱼没上钩，但外交官不悲伤

在会面中，万斯称赞拉米是一位“好朋友”和“非常亲切的主人”。这句话，正是问题的答案。万斯以“家庭度假”的方式出现，拉米则以“主人的身份”陪伴，他们的互动更像朋友相处，而不是盟国官员的正式会晤。

万斯看似在度假，实则在加班。因为在外交领域，常能看见这种个人外交现象，它是由政府首脑或其他高级官员之间直接进行的、非正式的外交活动。虽然是非正式，但并非不重要。20世纪的许多重要瞬间都被定格在领导人之间的外交中。

最著名的案例，莫过于丘吉尔和罗斯福之间的关系。二战期间，他们互通信件和电报超过1700封，互称“老朋友”，交流的内容从战略部署到心情感慨。

在两人通信之初，因为伦敦遭遇空袭，丘吉尔只能在唐宁街的战时地堡里抽着雪茄，写下给罗斯福的电报。在广播演讲中，丘吉尔大声呼吁：“给我们工具，我们会完成任务。”罗斯福在公开讲话时，几乎照搬了丘吉尔的措辞，把英国塑造成“替全世界守门”的国家。次年，美国的租借法案通过，允许美国总统在无需立即付款的情况下，将武器、装备、原料“租借”给任何被认为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国家，第一受益者就是英国。

国家利益决定了英美合作，但正是这种私人外交加速并深化了合作。后来许多学者认为，正因两人之间有了信任，租借法案才能被顺利推进。美国对英国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珍珠港事件后，丘吉尔迅速横渡大西洋住进了白宫。两人经常在深夜还继续讨论，罗斯福坐着轮椅推开丘吉尔的房门，随时展开谈话。最著名的逸事由罗斯福的亲密助手之一哈里·霍普金斯说出。一天早上，罗斯福走进丘吉尔的卧室向他问早，但是丘吉尔正从洗手间里走出来，不着一物。为了缓解尴尬，丘吉尔打趣道：“英国首相在美国总统面前没有秘密。”

△1941年8月9日，丘吉尔在美国海军“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与罗斯福会面。图片来源：“美国驻华大使馆”微信公众号

然而，这依旧无法彻底化解根本性的分歧。即便领导人在信件中称兄道弟，第二天他们在谈判桌上依旧可能剑拔弩张。正因如此，这种外交方式应更多被视为“关系资本”的积累，就像存款账户，能在关键时刻派上用场。

回到如今，特朗普也尤其喜爱个人外交，就在7月底，特朗普以私人访问的性质抵达了苏格兰，其间会见了英国首相斯塔默。

因此，哪怕鱼没有上拉米的钩，友好的氛围已经被营造了出来。而这种氛围，在共同的国家利益的助推下，往往比鱼本身更珍贵。

不过，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在切文宁庄园呢？

切文宁庄园

人们想象高层外交场合，常常把目光投向条约签署、首脑峰会或者危机中的密集谈判，但实际上，他们也出现在钓鱼的湖畔、切磋球技的赛场，这些场景则让人有些困惑。

回顾历史，许多重要的决议和谈判都是在优美胜地进行。除了个人外交带来的“人和”，“地利”也很关键。

切文宁庄园是一座位于伦敦东南郊的庄园，于17世纪建成，如今作为英国外交大臣的官邸和接待场所。它是典型的英格兰乡村庄园，周围环绕着草坪、湖泊和大片林地。选择乡间官邸，有许多考量。

距离很重要，离开首都意味着远离议会、媒体与压力，让参与者更容易进行开放式的交流。毕竟，在庄严的会议厅里，每一个动作都会被摄像机捕捉，言辞要经过层层推敲，气氛自然紧绷。但在湖边，话题可以从天气聊到家庭，再慢慢过渡到战场，气氛柔和得多。同时，这些场景也有助于塑造公众印象。镜头更偏爱副总统钓鱼的轻松画面，民众也更容易接受这种接地气的亲和力，外交团队也深谙其中的宣传价值。

此外，国家领导人在优美胜地也方便处理敏感问题。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的戴维营。它位于马里兰州的山林中，最初是总统的度假别墅，但很快就演变成重要的外交场所。

1978年，埃及总统萨达特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卡特总统的主持下在这里密谈了12天，最终签署了历史性的《戴维营协议》，为中东和平打开了一条道路。

后来，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在回忆录中写道，戴维营“有一种与外界隔绝而又亲近的气氛，这有助于缓和紧张局势，人们可以不受拘束随便一些”。

当时中东陷入僵局已有数年，数次战争让埃以两国关系剑拔弩张。卡特希望通过面对面的交流打破僵局，但没有人预料到谈判会持续12天。

总统的小屋在森林深处，他们的对话和激辩，有时发生在白天的林间小径，有时则是在各自的小屋里。谈判一度陷入僵局，贝京多次要求提前离开，但在卡特坚持下，他被劝回。萨达特和贝京之间横亘着国家利益，两人冲突激烈，卡特不得不在两人之间来回斡旋，为了避免他们情绪直接碰撞，卡特穿梭于小屋之间，逐一沟通。

这一切如果发生在华盛顿是不可想象的，任何退让都可能让萨达特和贝京被国内舆论视为“投降”。而戴维营的森林和木屋，则是绝佳的缓冲，没有记者追问，没有国会监督，只有三位领导人和有限的助手。

环境的松弛，让他们有可能在理性之外，加入更多的感性考量，于是更多的可能开始出现。在贝京快要离开谈判桌时，卡特做了另一些尝试。为了唤起贝京的家庭情感，这位美国总统在为贝京的8位孙辈签名时，还签上“致爱”并附上他每个孙辈的名字。“他低下头，读了第一张照片，然后喊出了他孙女的名字。然后，他一个接一个地念出了他的孙辈的名字。泪水顺着他的脸颊流了下来，当我看到他们时，我也哭了。他说：‘我们为什么不再试一次呢？’ ”

许多人认为，正是因为提到了贝京的孙辈，让贝京想到需要为未来作出改变。最终，贝京没走，谈判也没有破裂，在谈判的第13天，《戴维营协议》终于达成，埃及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以色列同意从西奈半岛撤军。

世界不只有一个“戴维营”，法国有布雷冈松堡、加拿大有哈灵顿湖别墅，在这些乡间的湖畔和林间小径上，世界历史正等待着下一个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