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西安一农妇病逝，临终向丈夫坦言：我参与过狙杀山本五十六

1983年西安郊区，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张春莲躺在床上，气息奄奄。

她的儿女围在一旁，哭得稀里哗啦。

可突然，她坐了起来，盯着身旁的丈夫，眼神前所未有的清醒。

“你们先出去吧，我有话跟你爸说。”

谁也没料到，这句话之后，她说出了一个藏了三十年的秘密。

“我不是你认识的张春莲，其实……我是军统的特工。”

这话一出口，屋里顿时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

她丈夫愣了，眼睛直直地盯着她，仿佛在看一个陌生人。

“你别开这种玩笑。”

“我没开玩笑。”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磨得发黄的信封，手有点抖。

信封里，是一张老掉牙的任命状，还有几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一群穿着军装的人站在台阶上，一眼看过去，她年轻时的模样清清楚楚。

这事儿要从头说起。

张春莲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穷苦人家，那会儿正是动荡年代。

她爸妈实在养不活，就把她送进了村里地主家，说是当“姨太太”，其实就是干活的。

没人把她当人看，干最累的活，吃最差的饭，挨打挨骂是常有的事。

她早就想逃，可逃哪儿去呢？

说来也巧，1940年冬天，日军打到附近，地主家也吃不消，裁了不少下人。

管理松了，张春莲趁着一个夜里悄悄跑了出来，揣着几块银元，一路逃到西安。

那时候的西安，混乱中带点希望。

虽然穷，但至少没战火。

她靠在茶馆里端盘子、跑腿，勉强维持生计。

空闲时间，她去夜校学文化。

她不傻，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么过。

有一天，她看到警官学校贴出的招生通知，说是录取后还有津贴。

她立刻报名，居然还真考上了。

她是那一届为数不多识字又长得好看的女生，很快就引起了注意。

没过多久，军统的毛人凤到学校挑人，她被点了名。

那会儿谁都知道，军统是干什么的——专门搞情报、暗杀、反间谍。

可她没犹豫。

她说：“要是能为国家干点事，也值了。”

训练很苦。

每天都是枪械、电报、心理课，连走路的姿势都要练。

她适应得很快，学得比别人快，反应比别人快，连戴笠都注意到了她。

有次训练结束，毛人凤把她叫到办公室，问她：“你怕死吗？”

她说：“怕。

但更怕一辈子没活出个人样。”

从那以后，她开始参与一些真正的任务。

起初是送情报、盯目标，后来逐渐接触到核心内容。

她做得越多，就越被信任。

最关键的一次，是1943年春。

她在处理一份从南京截获的日军电报时，发现上面提到了“山本”“巡视”“所罗门群岛”等关键词。

那份电报被咖啡洒了一角，字迹模糊，但她凭经验判断，这很可能是日军高层的行程安排。

她立刻上报。

情报被逐级送到戴笠手上，最后交到了蒋介石那里。

几天后，美军出动战机，在布干维尔岛上空击落了山本五十六的座机。

那次行动，后来被称作“二战最精确的定点清除”。

而张春莲，是这个行动中最早发现情报的人之一。

可这事儿，谁都不能说。

她也从没说过。

战争结束后，她还继续在军统干了一阵。

可1946年戴笠坠机身亡，军统内部风向大变。

毛人凤对她态度变了，再也没有之前的信任。

她知道自己在“戴系”和“毛系”的斗争中成了弃子。

1949年，国民党败退。

她原本以为能跟着去台湾。

结果毛人凤找她谈话，说组织需要她留在大陆执行“潜伏任务”，两年后一定接她回去。

她信了。

带着一个身份伪造的户口本和几件旧衣服，去了陕西农村。

改了名字，嫁了人，生了八个孩子。

她一开始每天都在等。

可一年又一年，什么消息都没有。

她明白了，自己被彻底利用了。

但她没说一句怨言。

也没告诉任何人她的过去。

直到临终那天。

她丈夫看完信封里的文件后，沉默了很久。

然后对她说：“你受苦了。”

她笑了笑，没说话。

第二天，她走了。

后来，村里人知道了她的故事，还有人不信，说她是不是胡言乱语。

可不久之后，地方公安机关介入调查，确认她曾是军统特工，确实参与过对日情报战。

更重要的是——她在大陆期间从未从事任何危害新中国的活动。

她的八个孩子，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没人知道母亲的过去，也没人参与过任何政治活动。

档案里写得很清楚：“未发现不良记录。”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叫她“张寡妇”。

参考资料：
魏斐德，《间谍王戴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胡平主编，《中国现代情报史（上卷）》，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
沈醉，《我所知道的戴笠》，群众出版社，1991年。
王奇生，《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美国国家档案馆（NARA），《Operation Vengeance Mission Report》，1943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