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异同

关于杨李的世纪恩怨及过程已说过多次，这次主要说说两人为人处事的不同。

二人的相同处主要是履历：同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同是吴大猷的学生，同赴美做高能物理研究，同获诺贝尔奖。

二人的不同之处颇多。

李政道认为，二人的合作成果署名应遵循国际惯例以姓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杨振宁则主张按年龄的长幼排列。

对于二人世纪决裂，杨振宁认为是“我个人的巨大悲剧”，李正道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

在二人决裂后，杨振宁给他们的老师吴大猷写了一封信陈述“是非”，认为其先期到达美国，对后期赶来的李政道多有提携和照顾，二人合作成果理应“杨先李后”。甚至对李政道的人品提出质疑：“我们成名以后，政道内心引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

吴大猷收到信后，严令家人这封信永远不许公开。

在吴大猷辞世后，杨振宁以核对资料为由索回了那封信交给了媒体发表。

李正道没有为和师哥杨振宁的不睦向恩师“参一本”，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叙述事情经过，没有单独向吴大猷说过此事。

吴大猷对李政道评价颇高，在吴大猷看来，李政道在物理学上有着极高的天分，无论自己给他多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够很快地读完和做完。

1946年吴大猷去美国考察，按照规定，他可以选择两个年轻人随行。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两个人。因为李政道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美国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不收，最后是芝加哥大学爱惜人才，通过选拔考试，李政道顺利被该校录取，这使得李政道此后得以展示其夺目的光彩。

1992年的北京街头，85岁的吴大猷坐在轮椅上，精神矍铄地向路人致意。身后推着轮椅的，是他最得意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

杨李的合作成果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和兴趣。

杨振宁知道爱因斯坦不会开车，每天上班都步行且必经一条小路，于是有了长子杨光诺和爱因斯坦的那张合影。晚年的杨振宁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

爱因斯坦曾约见杨振宁和李政道，相谈甚欢，结束后爱因斯坦拍了一下李政道肩膀祝其成功。除了媒体报道，李政道从未公开提及此事，没有“用好”爱因斯坦这块金字招牌和资源。

杨振宁非常重视出身，莫言获诺奖后有过著名的杨莫对话。除了一个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个是诺贝文学奖之外，杨振宁指出了二人最大的不同：“你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教授的儿子。”

李政道出生于上海的名门望族，但他很少提及。

上世纪七十年代，杨李先后回国，为新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做了诸多贡献。

杨振宁回国后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接见，工作人员问杨振宁对行程和安排有何打算和要求时，杨振宁小心翼翼地询问能不能见见毛主席。一时未回应，杨振宁解释毛主席太忙了，不该提这样的要求。

但杨振宁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获得了毛主席接见。

李政道回国，同样获得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热情接见，是例行安排。李政道并没有“求见”。

李政道重视基础科学，主张建电子对撞机，物理学研究和兴趣要从娃娃抓起，为此曾引发“首长”（江青）的不悦…

邓小平对李政道的建议极为重视，自1979年以后，每年都要接见李政道一次，连续14年未间断…

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认为电子对撞机是“没落的领域”。巨资投入不值当，即便建成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晚年的杨振宁选择回国定居，在妻子杜致礼辞世后很快收到“上帝的最后礼物”，在清华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不再回国，认为再回来“国家给予的超过了自己付出的”。对北京大学和上海交大提供的别墅一天未住且不允许家人居住。将上海祖宅卖掉所得4亿元全部捐献给上海交大。

李政道将积蓄拿出来成立“䇹政”留学基金，将妻子秦惠䇹的名字排在自己前面。

李政道在妻子秦惠䇹女士过世后，拒绝再娶，至2024年辞世时独自陪伴亡妻二十八年，于苏州合葬，魂归故里。

有人总结杨李最大的不同，自1957年同获诺奖后，李政道一直是物理学家，杨振宁则整合了所有资源，化身社会活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