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李的世纪恩怨及过程已说过多次,这次主要说说两人为人处事的不同。
二人的相同处主要是履历:同是西南联大的高材生,同是吴大猷的学生,同赴美做高能物理研究,同获诺贝尔奖。
二人的不同之处颇多。
李政道认为,二人的合作成果署名应遵循国际惯例以姓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排列,杨振宁则主张按年龄的长幼排列。
对于二人世纪决裂,杨振宁认为是“我个人的巨大悲剧”,李正道认为是“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
在二人决裂后,杨振宁给他们的老师吴大猷写了一封信陈述“是非”,认为其先期到达美国,对后期赶来的李政道多有提携和照顾,二人合作成果理应“杨先李后”。甚至对李政道的人品提出质疑:“我们成名以后,政道内心引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
吴大猷收到信后,严令家人这封信永远不许公开。
在吴大猷辞世后,杨振宁以核对资料为由索回了那封信交给了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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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道没有为和师哥杨振宁的不睦向恩师“参一本”,除了接受媒体采访叙述事情经过,没有单独向吴大猷说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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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大猷对李政道评价颇高,在吴大猷看来,李政道在物理学上有着极高的天分,无论自己给他多难的书和题目,他都能够很快地读完和做完。
1946年吴大猷去美国考察,按照规定,他可以选择两个年轻人随行。于是他选择了朱光亚和李政道两个人。因为李政道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美国一般大学的研究生院不收,最后是芝加哥大学爱惜人才,通过选拔考试,李政道顺利被该校录取,这使得李政道此后得以展示其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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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北京街头,85岁的吴大猷坐在轮椅上,精神矍铄地向路人致意。身后推着轮椅的,是他最得意的学生——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
杨李的合作成果引起了爱因斯坦的关注和兴趣。
杨振宁知道爱因斯坦不会开车,每天上班都步行且必经一条小路,于是有了长子杨光诺和爱因斯坦的那张合影。晚年的杨振宁多次在公开场合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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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曾约见杨振宁和李政道,相谈甚欢,结束后爱因斯坦拍了一下李政道肩膀祝其成功。除了媒体报道,李政道从未公开提及此事,没有“用好”爱因斯坦这块金字招牌和资源。
杨振宁非常重视出身,莫言获诺奖后有过著名的杨莫对话。除了一个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一个是诺贝文学奖之外,杨振宁指出了二人最大的不同:“你是农民的儿子,我是教授的儿子。”
李政道出生于上海的名门望族,但他很少提及。
上世纪七十年代,杨李先后回国,为新中国的物理学发展做了诸多贡献。
杨振宁回国后受到周总理的热情接见,工作人员问杨振宁对行程和安排有何打算和要求时,杨振宁小心翼翼地询问能不能见见毛主席。一时未回应,杨振宁解释毛主席太忙了,不该提这样的要求。
但杨振宁最终还是如愿以偿获得了毛主席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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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回国,同样获得了周总理和毛主席的热情接见,是例行安排。李政道并没有“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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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政道重视基础科学,主张建电子对撞机,物理学研究和兴趣要从娃娃抓起,为此曾引发“首长”(江青)的不悦…
邓小平对李政道的建议极为重视,自1979年以后,每年都要接见李政道一次,连续14年未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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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认为电子对撞机是“没落的领域”。巨资投入不值当,即便建成也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晚年的杨振宁选择回国定居,在妻子杜致礼辞世后很快收到“上帝的最后礼物”,在清华园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
耄耋之年的李政道不再回国,认为再回来“国家给予的超过了自己付出的”。对北京大学和上海交大提供的别墅一天未住且不允许家人居住。将上海祖宅卖掉所得4亿元全部捐献给上海交大。
李政道将积蓄拿出来成立“䇹政”留学基金,将妻子秦惠䇹的名字排在自己前面。
李政道在妻子秦惠䇹女士过世后,拒绝再娶,至2024年辞世时独自陪伴亡妻二十八年,于苏州合葬,魂归故里。
有人总结杨李最大的不同,自1957年同获诺奖后,李政道一直是物理学家,杨振宁则整合了所有资源,化身社会活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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