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上海公安局长空缺，陈赓给陈毅提议：不如让特科的神枪手出马

1949年5月27日拂晓，留守南京路的国民党残兵悄悄点燃了几处仓库。火光映红了外滩，空气里弥漫着油脂与焦木混杂的苦味。解放军刚刚进城，战士们忙着灭火、接管、清点公物，偌大的十里洋场却仿佛在告诉新主人：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入城才三天，市委接到的报警电报已经塞满了几个抽屉。暗枪、纵火、假币、哄抬物价，哪一样都够头疼。更棘手的是，隐藏在弄堂与洋行深处的特务网络并未瓦解，他们像暗礁一样潜伏，只待水面平静再行搅局。有人估算，仅国民党保密局残存的外围联络员就超过万人。上海要恢复正常秩序，首先得有一支来之能战的公安队伍，可偏偏——公安局长的空位一直悬着。

6月初，市长陈毅被各种文件包围，电话声此起彼伏。一名参谋无奈地低声嘀咕：“市长，一天抓了九个冒充公安的家伙，明儿还不知要出什么乱子。”陈毅把笔往桌上一放：“人可抓得到，关键要有人主持大局。局长候选还没影子，实在拖不得了。”

就在这当口，陈赓推门而入。他肩上军装未褪，眼神却像刚完成一次漂亮的歼灭战。“老总，”陈赓一边翻看桌上的卷宗，一边压低声音，“上海是全中国最难啃的骨头，可有个人或许能顶上。”陈毅抬眼示意他继续。只听陈赓轻轻三个字：“李士英。”

说起李士英，许多人只记得他是抗日战争时的警卫专家，真要追根溯源，还得回到二十年前。1930年秋，天津地下党出现叛徒，情报网岌岌可危。北方局临时组建锄奸小组，年仅十八岁的李士英第一次执行任务。临行前，组织问他：“怕不怕？”他把枪往腰里一插：“怕，可再怕也得去。”那一夜，叛徒李纯倒在法租界街口，北方局转危为安。枪声短促、干脆，没人看清是谁开的，但所有人记住了那个沉默寡言的新兵——枪法快、准。

这场硬仗让中央特科注意到他。年底，他被调往上海接受特训。五个月魔鬼训练，从绘图识别到夜战射击，李士英都名列前茅。1932年4月，顾顺章叛变，上海党组织遭重创。特科下令清除两名要害叛徒，行动科的负责人犹豫再三，最终把组长袖标递给了只有十九岁的李士英。4月22日、5月16日，两个冷酷的夜晚，王斌与曹清澄先后毙命，特务机关震动，追捕令铺满法租界。李士英在第二次行动后中枪被捕，却守口如瓶，坚持了七年。

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日军攻陷租界外围。混乱中，李士英抓住机会脱身，穿过封锁线去了延安。其后，他在华北、华东多地负责保卫任务，护送周恩来到苏联治病，护送华东局文件辗转千里。熟悉他的人私下说：这小子最危险的活儿都干过，然而开会发言永远低声轻语。

正因如此，陈赓才向陈毅力荐。那天，陈毅皱着眉斟酌良久，随即拍板：“立即请中央批准，让李士英明天到位。”第二天清晨，李士英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出现在市委大院门口。他敬礼后，只说了一句：“给我三个月，可保上海行人夜不闭户。”话不多，声不响，却透着十二分把握。

李士英先从队伍抓起。旧警察两万余人，谁可靠？谁有案底？他把人分三类：可用、可教、不可留。大礼堂里，翻动档案的声音整整持续了十昼夜。最后统计，八成留用，两成清退。这样的大动作，不少人捏着冷汗，唯恐株连。李士英却说：“眼里揉不得沙子，自己干净才能管好别人。”

留用警察要打掉旧习。每晚八点，他亲自带队巡街。路过福州路时，见一名着警服却怀揣私枪的便衣摘下路边小贩的香烟未付钱。李士英当场夺枪，摘下警徽：“违纪，撤职。”消息一出，全城警务所自觉整队学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背不出条文者，第二天就要写检讨。

肃清潜伏成为重头戏。凭着多年特科训练，李士英布下“蛛网计划”：先让侦察员化身车夫、小贩、搬运工，蹲在虹口、静安、浦东的几处交通要冲，再用破译的无线电呼号寻找电台源头。半年内，抓捕特务六千余人，缴获电台八百余部。有人惊叹其精准，李士英却摇头：“经验可复制，纪律不可少。”

同年7月7日，人民解放军在外滩举行入城后首次阅兵。人山人海，外国领事馆的车队也在观礼。美国驻上海副领事斯通喝得醉醺醺，闯过警戒线，挥舞相机冲上检阅台。场面一度失控。李士英没多话，一记手势，巡警合围，斯通被请进了警车。外交官也要守规矩，这一举震住了那些自恃有背景的外侨。

同月，一桩丑闻炸开锅：老警察欧震利用职务方便，抢占了一名原国民党军官的妻子。案件查实后，李士英签字枪决。当时不少人私下议论：新政权是不是太严？可上海滩很快发现，商店关门时不用再雇保镖，小摊能放心摆到深夜。秩序是最好的广告，外商开始回流，棉纺机再次轰鸣。曾扬言“共产党守不住上海”的蒋介石，只能在台北的官邸里咬牙。

1953年，中央调李士英赴山东整建公安武装。有人帮他收拾行李，他却把那支用旧的驳壳枪留给了上海，转身一句话：“枪留这儿，人走了，规矩留下。”十余年后，上海警务体系因之根深蒂固。

然而命运多舛。1968年，李士英卷入“清查特务”闹剧，被诬“里通外国”。他被带走时神色平静，向身旁的战士轻声嘱咐：“别怕，把责任记在我身上。”直到1978年，为他平反的公文才下达，北京玉泉山小会议室里，老战友再次握住他的手：“上海那口大钟能准点，是你的功劳。”李士英笑了笑，没再多言。

从1929年的稚气青年到2001年谢世，这位曾经的神枪手走过了七十多个春秋。硝烟散尽，他留下的并非传奇式的枪声，而是一座超大都市迅速归于安宁的范例——当年的上海，如果没有李士英的坚决和清醒，或许真会应了蒋介石那句“绝无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