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年一名女少先队员向毛主席献花，时隔多年，小姑娘长大成了名人

1987年冬夜的北京零下七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礼堂却暖意融融。灯光照到领奖台上，一位端庄的中年女性被宣布为“十大演播家”，掌声像潮水一样推着她走向麦克风。她叫张筠英，44岁，声音圆润，神情笃定。很多观众不知道，她曾在34年前用稚嫩的脚步奔向天安门城楼，把一束康乃馨递到毛泽东手里。

时间拨回1953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国庆阅兵刚结束，少先队方阵准备上城楼致敬。负责挑选孩子的工作人员反复强调“胆大心细”，结果九岁的张筠英和十岁的王小怀脱颖而出。有意思的是，张筠英那天在队伍里排第三，但她悄悄跟同学换了位置——只因为离花篮更近，方便冲刺。彭真见状，乐呵呵地对身边人说：“那小女孩眼里有光，很稳。”

登梯时风把红领巾吹得猎猎作响，台阶却显得异常漫长。张筠英听见自己心跳，仍保持匀速——她不想摔倒。抵达城楼的那一刻，她双手奉上花束。“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呀？”毛泽东俯身问道。她清亮回答：“张筠英，培元小学。”十几个字、短短几秒，镜头咔嚓定格，历史就这么留下了一个笑容。

说来巧合，这份沉着早早写进她的成长轨迹。1943年，她出生在北平书香之家：父亲留学日本学法律，母亲研究经济。解放初期，城里物资紧张，可父母依旧给孩子腾出一个小角落摆放书籍和唱片。她四岁时就能跟着留声机哼小夜曲，六岁进小学，看见校园广播时更是挪不开眼。那股子对声音的着迷，一直没散。

195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筹拍少年儿童故事片《祖国的花朵》，导演严恭跑到各校相马。排练厅里，张筠英穿粉裙子跳新疆舞，眼神亮得像狐狸火。严恭问能不能拍照，小姑娘点头，“没问题！”一句干脆的答复让导演心里有数：角色找到了。拍摄期间，她卡在一场哭戏，怎么也挤不出眼泪。严恭急了：“胶片贵，你行不行？”话音刚落，她委屈极了，眼泪啪嗒掉下来，镜头一次过。严恭暗叹：这孩子知道责任俩字咋写。

舞台经验渐丰，可真正让她声名远播的，是话筒。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后，大家以为她会继续拍电影，她却拐进播音间——一张桌子、一支话筒、一盏暗灯，足够。“语言是行动的替身。”她常挂嘴边这句行话。1968年至今，她为电台录制上千部作品，诗歌《一月的哀思》播出那晚，很多听众越听越哽咽，寄来厚厚一袋信，全是手写。

再说到电视时代。1986年春节，《西游记》在央视首播，观音菩萨一开口，观众只觉音色慈悲醇厚，跟杨洁导演片头定下的“清而不冷、柔而不弱”完全吻合。幕后配音正是张筠英。录音棚里，她手持剧本站了三十多个通宵，每说一句“善哉”都不允许气息飘掉，否则立刻重来。有人调侃她较真，她摆摆手：“播音腔一滑，就砸了几十年嗓子的牌子，可不能出戏。”

如果说事业是一条稳固的轨道，那么感情更像命运的忽然转线。1956年，北京少年宫刚落成，张筠英报名舞蹈班。班里有个男孩叫瞿弦和，来自苏门答腊，个头高，热衷拉手风琴。他俩曾同为少先队员献花，却直到排练华尔兹时才对上眼神。多年后瞿弦和回忆：“那时候她是小明星，我顶多算个小粉丝。”

中专毕业，两人双双考入中央戏剧学院，校规不准早恋，情愫只能埋信纸里。“我在图书馆等你来对词。”一句极普通的留言，写了整整四年。分配时，瞿弦和主动申请去青海，想在高原锻炼。张筠英留京教书，1200公里之外，两人靠12天一封的书信维系。雪山阻隔不了决心，八年里，她从未失约，邮包里塞满针线、干果和自录的磁带。

1966年突如其来的风暴，让张家蒙难。父亲饮恨自尽，母亲精神失常，23岁的张筠英独自撑起家门。亲友纷纷避之唯恐不及，只有远在青海的瞿弦和电报一封接一封。“筠英，我在。”她回绝，他却坐火车三天两夜赶回北京，进门第一句话：“跟我走，咱们结婚。”次日，两人摆了几桌家常菜，仪式简单到连婚纱都没有，却把余生牢牢系在一起。

走过低谷，更知光亮的珍贵。改革开放后，广播剧迎来黄金期，张筠英的题名曲《飘逝的红纱巾》《母亲》一度占据各省电台黄金档；她的声音陪伴了千万户家庭度过漫长夜晚。1987年的领奖台上，她深鞠一躬，却在内心悄悄回到1953年的城楼。那束康乃馨似乎还带着晨雾的清凉，而毛泽东慈祥的笑，一直印在记忆深处。

外界笑问她成名之路，张筠英总说是“胆大+职责”。她解释：九岁那次向主席献花，本质是一次任务，如果怯场，就辜负所有人的信任；后来念台词也是同理，麦克风就是城楼，观众就是祖国。话音不高，却掷地有声。

如今再翻那张珍贵的黑白照片，左侧是伟岸的领袖，右侧是扎着麻花辫的童年张筠英。谁能想到，小姑娘会在数十年后用声音写下一段广播史？摄影师当年按下快门，或许也没料到这一幕会变成一代人成长的注脚。

岁月行远，故事落幕。那份双手捧起的敬意，却仍安静地盛放，如同当年城楼上的那束康乃馨，色泽不改，芬芳如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