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成评曾翔，高情商的标准答案

对于曾翔先生的评价有很大的分歧，很多民众表达厌恶，甚至憎恨，但是很多书法名家却给予了极高的赞誉，曾翔先生每每办展都有很多艺术圈的重量级人物捧场助势。

这种截然不同的态度营造出当今社会书法审美的巨大差异，让人感受到艺术在高阁，民难仰望。

很多民众对此感到困惑，不总是说“艺术为人民服务”吗？为什么大众看的懂的不叫艺术，看不懂的却受到专业的高度推崇，这种背离感促使人们迫切想要理解曾翔先生的书法艺术内涵。

诸多书法家对曾翔先生的解读便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话题。然而很多专业书法家对曾翔先生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比如洪厚甜先生说：“看不懂曾翔就看不懂中国当代书法艺术......，你不要看他在哪里吼，那是在逗你玩。”

崔寒柏先生说：“网上那些批评曾翔书法是丑书的人，曾翔看他们一眼都算输。”

张旭光先生则说：”曾翔的吼我认为是一种书写情绪的自然释放，当创作完全进入情绪的时候，达到完全自我的状态，就会不由自主的做出一些看似夸张的表达，其实古人要比今人更率真，颠张醉素嘛，就是这种写照。“

曾翔先生则自评：‘我认为创作就像上战场打仗，要战胜对方，要有气势，毛笔就是我们的武器，要大吼着冲下去。”

对于这些角度不同的解读并没有打开民众的心结，反倒更加深了人们对曾翔先生书法的质疑。

不过近日国际书法家协会主席刘正成先生也点评了曾翔的书法，言词谨慎尽显高情商，为相关网络争议给出了一个标准答案。

他说：“曾翔是网红书法家，第一网红书法家，第二网红书法家是邵岩，他们两人现在书法界名气最大。”

“现在这个社会评论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学术评论，一个是社会学评论，社会学评论对他们有误解。”

“我站在学书的立场上来看，就是他们的创作是要创新，正在进步发展，但是他们的最后怎么评价要通过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能检阅出来，但是这两个都是中国最优秀的书法家，最有创新能力的书法家，所以我是祝他们成功的。”

刘正成先生并没有强调当前的审美差距问题，而是非常含蓄的试图化解审美差异造成的争议。

刘正成先生没有选择站在任何一方的战壕里摇旗呐喊，也没有以权威的姿态进行非此即彼的审美裁决，而是巧妙地运用了“网红”、“社会学评论”与“学术评论”、“时间检验”这几组概念，构建了一个暂时搁置争议、指向未来的对话框架。

这不仅仅是一次高情商的危机公关，更是一次对中国当代书法所处困境的深刻洞察与精准把脉。

刘正成先生开篇定论网红书法家，将讨论从纯粹的艺术领域，部分地拉入了社会传播学的范畴。“网红”一词，在当代语境中充满了复杂性与矛盾性。它既意味着极高的公众知名度，也常常与“炒作”、“肤浅”、“博眼球”等负面评价相关联。

刘正成先生坦然使用这个词，首先是一种对现实的承认——在自媒体时代，书法家的影响力建构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曾翔先生的“吼书”视频，邵岩先生的“射墨”表演，其传播广度与争议热度，恰恰是依靠了这种“网红”式的传播路径。

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网红”的身份与“书法家”的身份在公众认知中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传统观念中的书法家，是沉静、儒雅、于书斋中涵养心性的文人形象；而“网红”则代表着喧嚣、外放、追求即时反馈的娱乐化形象。

当这两种形象叠加在曾翔先生一人身上时，大众的困惑与不适便油然而生：我们究竟是在评价一位书法艺术家，还是在围观一场行为艺术表演？

刘正成先生点明其“网红”属性，实则是在提醒我们，对曾翔先生现象的讨论，必须置于这个特定的媒介时代背景下。

民众的“厌恶”，很大程度上并非仅仅针对其纸面上的笔墨线条，而是针对其整个创作过程所呈现出的、与传统审美期待大相径庭的“表演性”。

这种表演性，打破了艺术接受的静观模式，构成了对观众习惯性审美心理的强冲击。因此，刘正成先生的“网红”论，并非贬义，而是一个中性的社会学定位，它为理解这场争议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时代坐标。

刘正成先生最具洞见的分析，在于他清晰地划分了“学术评论”与“社会学评论”这两个维度。这直接揭示了当下书法审美巨大鸿沟的结构性原因。

社会学评论，源于广大民众的直观感受与集体无意识。这种评论标准是朴素的、经验性的，深受千百年来的“雅俗共赏”观念影响。

其核心是“好看”、“认得”、“有功夫”。王羲之的流美，颜真卿的雄浑，即使在普通观众眼中，也能通过文字的可读性、结构的匀称、笔力的遒劲来感知其美感。这种审美体系是建立在长期的文化浸润与实用书写基础之上的。

当曾翔先生的作品以解构汉字、极度夸张、甚至抛弃文意的面貌出现时，它便彻底冲垮了社会学评论的堤坝。

民众感到被冒犯，是因为他们赖以评判艺术的基石被动摇了，他们看到的不是“美”的创造，而是“美”的破坏，进而怀疑这是否是一场“皇帝的新衣”式的共谋。

学术评论，则是在艺术史脉络和当代艺术理论框架下进行的专业判断。其关注点不再是“写什么”，而是“怎么写”以及“为何这样写”。

在学术评论的视野里，曾翔先生的探索价值在于：他试图冲破传统书法的“完美范式”与“审美疲劳”。

自清代碑学兴起以来，书法创新的路径就一直伴随着对“金石气”、“稚拙感”、“民间书写”等非经典系统的汲取。

曾翔先生的实践，可以看作是这一脉络在当代的极端化延伸。他追求的是一种原始的生命力，一种打破“书写”的拘谨，直抵“表达”本能的状态。

他的“吼”，在学术评论看来，是试图调动全身心的能量，实现从“手写”到“体写”乃至“心写”的转换，是与唐代“颠张醉素”那种“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的创作状态进行跨时空的呼应。

因此，学术圈的高度赞誉，赞的并非其作品最终呈现的“形态”本身是否符合古典美，而是其探索的“方向”与“过程”所具有的先锋性。

刘正成先生将这两种评论体系并置，其高情商之处在于，他既没有用学术评论的“高级”去贬低社会学评论的“低级”，也没有用社会学评论的“真实”去否定学术评论的“玄虚”。

他承认了“社会学评论对他们有误解”，这个“误解”一词用得极有分寸，它不指责民众无知，而是点明了两种话语体系之间的隔阂是客观存在的。这种态度，有效地安抚了民众的情绪，为对话保留了空间。

面对当下的激烈争议，刘正成先生给出了一个看似“和稀泥”，实则充满历史智慧的解决方案：“他们的创作是要创新，正在进步发展，但是他们的最后怎么评价要通过一段时间，他们的作品能检阅出来。”

这无疑是全篇点评的“文眼”。它将评判的权柄，从当下喧嚣的舆论场，移交给了沉默而公正的时间。

艺术史上，这样的案例比比皆是。印象派最初被官方沙龙讥讽为“未完成的草稿”；梵高一生只卖出一幅画作；徐渭的泼墨大写意，在当时也被视为“野狐禅”。然而，时间最终证明了他们的价值。

刘正成先生此举，一方面是为曾翔、邵岩这样的探索者松绑，允许他们“试错”，允许他们在不被当下理解的情况下继续前行；另一方面，也是告诫狂热的支持者，不必急于将实验性的探索奉为经典，历史的筛子自会滤去浮躁与虚妄，留下真金。

“正在进步发展”和“最有创新能力的书法家”这两个判断，则体现了刘正成先生作为一位资深艺术活动家的眼光与胸怀。

他肯定了其“创新”的动机与能力，这是对艺术家探索精神的保护。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这种“鼓励探索、暂不结论”的态度，是一种极为高级的支持。它既不违背自己的学术良心去盲目吹捧，也给予了后辈艺术家最需要的创作自由与精神慰藉。

刘正成先生的这番评论，之所以被称为“高情商的标准答案”，正是因为它为我们如何在价值撕裂的时代进行有效的艺术批评，提供了一个范本。

首先，它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 他没有陷入“好/坏”、“美/丑”、“是/非”的简单判断，而是将问题引向了更复杂的层面：时代背景、评论体系、历史维度。这使得讨论得以深化，而非停留在情绪化的攻击与防御。

其次，它体现了对话而非训话的姿态。 他的语言平和、谨慎，充满了“我认为”、“祝他们成功”这样带有个人色彩且留有余地的表达。这与一些专家高高在上、指责大众“不懂艺术”的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更容易让人听得进去。

最后，它回归了艺术批评的初心。 艺术批评的目的，不应是充当裁判，颁发最终的成绩单；而应是充当导游，引导观众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作品，理解艺术家的意图与困境，最终丰富每个人自身的审美经验。刘正成的评论，正是在做这样的引导工作。

曾翔先生的书法现象，是中国当代艺术转型期的一个缩影。它集中体现了传统与创新、雅文化与俗文化、艺术自律与社会接受之间的巨大张力。

刘正成先生的点评，如同一剂温和的解毒剂，它或许无法立刻弥合所有的审美裂痕，但提供了一种在裂痕之上搭建对话桥梁的可能。

真正的“标准答案”，从来不是终结争论的绝对真理，而是开启更广阔思考空间的钥匙。它告诉我们，在面对看似不可调和的争议时，或许我们可以像刘正成先生一样，少一些立场宣示，多一些背景分析；少一些即时判断，多一些历史耐心；少一些话语权的争夺，多一些建设性的对话。

毕竟，艺术的长河奔流不息，今日的惊涛骇浪，或许只是明日河床上的一粒沙金，而时间，才是那位最公正，也最无情的收藏家。

在等待时间检验的过程中，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或许就是保持一种开放的、探寻的心，既不忘却来路深厚的传统，亦不拒绝前方一切未知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