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何迷恋真实》自白的逻辑：当情绪必须被摊开

编者按：在社交媒体，真实本身成了表演的终极目标。网红从追求完美转向展示“可控的缺陷”，我们也在不断进行微告解：一句反话、一张“凌乱美学”自拍、一场情绪外溢的直播。大峡谷的笑脸、极简客厅、精心设计的“照片垃圾桶”，都是自我展演的道具。当夸张与反讽成为日常语言，真诚与表演的边界逐渐消融，我们再也分不清，自己是在袒露内心，还是在出演一个更真实的“人设”。

就像心理治疗一样，社交媒体也让我们能够找到途径讲述自己的生活。随着社交媒体的氛围变得越来越疯狂和不稳定，越来越多的讽刺让人无所适从，网上发帖这件事——一直以来都隐含着实现自我的目的——变成了一种告解（自白）。就像牧师和心理治疗师一样，你的追随者们也可以在评论区里开具处方、发表评判、进行调解。然而，这一过程却有着微妙而关键的不同：我们可以从告解者向权威提问的演变中看到一个清晰的轨迹：在天主教的告解室里，我们问：我是坏人吗？在分析师的沙发上，我们问：我疯了吗？在“自我帮助”文化中，我们问：我快乐吗？在互联网上，我们问：我真实吗？

在社交媒体上，告解的过程是个循环。如果说之前的告解是为了某种更大的目的（永恒的救赎或一些世俗的成就）而吐露出一些真实的真相，那么现在，真实本身就是目的。人们要想看到某人闪光的心，只需看看他们在大峡谷边露出的快乐神情，或他们的简约风格客厅，或艺术化的“混乱”自拍，或充满魅力的“照片垃圾桶”。真实生活本身就是一种景观。无论如何，“做你自己”的禁令所带来的无尽选择，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道德准则更不需要指导。在如饥似渴地消费他人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常常试图找到一个可以效仿的榜样，寻找如何活出自己的真相，并证明自己正在活出真相。

2010年代中后期，“真实网红”曾风靡一时。2014年的法规要求网红们在品牌合作和赞助方面必须保持公开透明，在现在看来，这似乎再正常合理不过，但在当时，此举却打破了网红行业整个光鲜亮丽的表象。网红们只得走入新的篇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毫不费力，就像你一样，但又比你更好”的形象了。与2000年代对触感有机主义的渴望不同，人们对互联网能够掩盖真相的程度有了新的认识，这也推动了人们对真实性的重新追求。有抱负的网红会花钱买粉丝。人们在“Tinder”上用假照片钓“鱼”。我们永远看不到自拍中被剪掉的那些部分，社交媒体也只展示我们朋友生活中美好的片段。网红们此前曾以完美的面貌出现，然而现在，作为运转良好的人气机器，他们迅速调整自己，让自己看起来有缺陷。社交媒体曾有一场“Instagram照进现实”（Instagram vs Reality）的对比发帖热潮，人们在这一主题下展示特定姿势如何能像魔法一般让普通人的身材曲线看起来和模特一样；发文袒露关于自己与心理健康作斗争的感想；在宣传产品的推荐帖中，为了显示这是出于博主对品牌的真心热爱而特意在配文中表明“甚至没有收广告费”。这是个属于自拍的时代：照片中的人物毫不吝啬素颜出镜，穿着一尘不染的灰色运动套装，喝着疗愈的花草茶。突然间，人们的目标变成了证明自己的生活比别人的更“不加修饰”、更真实。

2010年代后期的网络新闻对“真实网红”的转折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并留意到了他们发布内容的转变，例如，他们会发露出皮下脂肪团的照片，而不是摆个完美的姿势或把照片狠狠后期加工。但鲜为人知的是，这种真实性源于告解行为本身。网红们开始变得更加真实，不仅告诉我们更多，或者告诉我们不同的事情，还专门告诉我们他们之前是怎么欺骗我们的。2015年，拥有50万粉丝的澳大利亚Instagram网红埃塞娜·奥尼尔（Essena O’Neill）开始拆除她自己搭建的那光鲜亮丽的人设。她几乎删除了自己所有的帖子，并为那些保留下来的帖子重新添加了配文，描述了她拍摄这些照片时的“真实”情况，在这些照片中，她要么在阳光下，要么在昂贵的房子里，总是显得纤细、快乐和完美。但她却在事后承认她和许多像她一样的人一样焦虑、抑郁、过分关注外在形象，当然，应该没有人会因为这件事感到惊讶。在一张面带微笑的自拍照下，她坦言自己当时反复拍了50次才找到了一张合适发布的照片。她写道：“这里没有任何东西是真实的”（THERE IS NOTHING REAL ABOUT THIS），并将自己的账号更名为“社交媒体不是真实生活”（Social Media Is Not Real Life），几年后，她完全删除了自己的账号。

随着网络红人竞相揭露他们之前隐藏了多少自我，追随者们也很买账：他们或是作为真诚的信徒，在看似无法实现的完美世界的幻想中得到慰藉，或是在远处，看着这些无尽的层层面貌被剖析和揭露。

我们现在所做的很多网上告解其实都是公开的暴露，甚至是令人羞耻的暴露。福柯说：“一个人要以最精确的方式讲述最难讲述的东西。”或者，用浪漫主义小说家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话说：“要真实！要真实！要真实！自由地向世界展示，即使不是你最糟糕的一面，也要展示一些可以让人推断出最糟糕一面的特征！”我们要求得到安慰的告解可能是一张哭泣的自拍照，也可能是承认自己患有神经官能症（也许还附带一个恰到好处的关于心理治疗的梗图）。越来越多的“丑陋”美学充斥着Instagram：这是对2010年代平滑漂亮场景的一种不加修饰的混乱解毒剂，同时也是对真实自我的一种刻意定位，它要求得到认可。

社交平台Instagram

我们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进行这种自我吐露。近年来的网络交流模式让告解变得更加公开了。我们曾经只是展示，现在我们还会主动诉说。纯视频平台TikTok自2016年推出以来取得了天文数字般的增长，其他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Instagram，也越来越重视发布视频的功能。Instagram于2016年推出的“故事”功能借鉴了通过Snapchat应用流行开来的阅后即焚模式。它在短暂的时刻中追求真实，鼓励用户开诚布公地分享更多瞬间，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瞬间并不会一直被挂在网上。它还鼓励发展以前仅限于YouTube视频博客的那种面向观众的视频模式。用户可以对着手机前置摄像头和看不见的观众畅所欲言。一张服装照片就是讲述自己生活故事的最佳场所。

在社交媒体上，即使我们没有有意识地或主动地诉说，“微告解”也会不断发生。其中最常见也最挥之不去的一种是，在网络互动中充斥着的那些令人心累的“说反话”（更让人心累的是，由于屏幕给交流带来的阻碍，我们即使试图表现出真诚，也无法使之全然抵达对方）。当我们接受试图表现真实时产生的悖论，就会用说反话的方式来表达。在网络交流中，极具说反话意味的“lol”作为后缀——“我想自杀lol”——既显得轻松，也展示了自我意识。格雷琴·麦库洛克（Gretchen McCulloch）在她2019年出版的网络语言学著作《因为互联网》（Because Internet）中写道：“使用‘lol’这个表述有第二层含义，那就是告诉阅读者不要只看字面意思。”关键的是，它还告诉阅读者，你已经知道第二层含义是什么：你知道那在必然不真实的虚拟互动之下的真实真相。

《我们为何迷恋真实》实拍图

要想在网上表现出真正的真实——超越那些表演性质的坦率和空洞无物的感伤——我们就必须进入一种超自我意识的状态。这并不仅仅意味着我们会为怎么配文字、该发布什么和不该发布什么而苦恼，还意味着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感到强烈的压力，想要确切地知道自己发布的内容在别人看来是什么样的。如果我们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那就表明我们有很强的自我意识，我们了解我们上传到互联网上的内容可能有意或无意地表达出的我们个性的每个元素。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我们可以提前做出别人可能做出的反应，就能确保自己不会真正被人抨击。在发布自己的照片时加上“无耻的自拍”的标题，就能表明你非常清楚照片可能在别人看来无耻。以“对不起，我要说真话了……”或“警告！这个帖子很真诚！”为前缀的帖文表明，你明白真正的、不为人知的真诚是互联网上最不酷的特质（不过，就像真正的“基本款”一样，它也传达了令人羡慕的自由——一种真正的、偶然的真实）。另一个更泛化的描述——类似于“讲真”（for real）或“真实对话”（real talk）——则通常用在一些平淡无奇的东西上，我们夸大它们的重要性，以达到某种喜剧效果（“真实对话：这是我见过最可爱的狗”），反转了反讽的逻辑，让人本来以为是一个严肃的告解，却发现其实是一个无意义但又贴近生活的日常观察。夸张是告解的延伸：宣布对事物的强烈感受是一种将自己从内到外翻转的方式，证明了我们内心世界有多么强烈。

最重要的是，说反话和直截了当的自我意识微妙地影响着网络互动的权力动态。虽然这两种方式都意味着真实性，却限制了其发生的可能性：它们从必然具有权威性的追随者和观察者手中夺走了权力，削弱了潜在告解的影响力。严肃与不严肃变得难以区分：关于抑郁的声明也可以用一种类似聊名人八卦的语气表达。这种不可捉摸性意味着我们并不总是知道什么是告解，什么是玩笑，什么是真诚，什么是反话——最终，我们也无从知晓什么是真实，什么是虚假。

*节选自《我们为何迷恋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