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参谋长赵子立:抗战有功运筹长沙三捷，内战有过攻守连战皆败

国军参谋长赵子立:在长沙会战中，与薛岳紧密配合，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和参谋能力，取得了前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歼灭了十余万日军，而在解放战争中，他虽智谋依旧，却连连败北。

赵子立，字一峰，陆军中将。抗日战争时期，曾任第九战区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初任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后任第五绥靖区副司令，第十九兵团兼河南省主席。张轸在湖北金口起义后，蒋介石任命赵子立以第一二七军军长兼任河南省主席，旋又升兼

兵团司令。1949年12月、赵子立见大势已去，在四川巴中率部起义。后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黄埔同学会理事、全国政治协商委员会常务委员。

赵子立，河南永城人，于1908年出生在一个贫困农民家庭。六岁起入乡塾就读，时读时辍，学无所成。十八岁时，投入西北军当兵，先后在暂编第三师和第三十军服役。1927年冬，到

南京考入中央军校第六期。1929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分派在第九军郝梦龄部任职，擢升甚快，几年间即成为校级军官。

1935年冬，经部队保荐，赵子立考入陆军大学正则班第十四期学习。在学习期间，适值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各野战部队需人，参谋本部调子立去第五十二军关麟征部任中校联络参谋，旋改任上校参谋。

陆军大学当时迁至湖南长沙，继续开课。赵子立乃向部队请求，回校完成学业，得到同意。

1938年6月毕业，由军令部统一分配,到以薛岳任总司令的第一兵团，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参谋处作战科长的职务。

薛岳的第一兵团，在担任武汉保卫战中，负责南（南昌）、清九江）线的阻止日军进犯的任务，指挥第九集团军、第十九集国军共约六七个军的兵力。

1938年8月下旬，日军攻占星子后，向德安进犯，由于薛岳情况判断有误，认为日军主力在德星线，派第七十四军的一部进入疏于设防的岷山地区，遇到优势敌人的攻击，陆续增加兵力以至全军开往，仍难于支持，至此才知日军企图迂回的部队第九师团，薛岳不得已将正面撤到马回岭

德安间的既设阵地，以避免日军的包围。

事后，薛岳要严惩第十四军军长俞济时，赵子立认为，兵团情况判断有错误，故使兵力不当，不应该单惩办俞济时，薛岳遂作罢论。

德安马回岭地区，是一狭长盆地，易守难攻，薛岳军火力维织严密，阵地筑成正八字形，当面日军不敢轻易进犯，双方呈胶着状态。赵子立建议缩减第一线兵力，控制强有力的第二线部队，以便机动。

这期间，蒋介石以该方面“平静”，曾企图调走两个军兵力，赵子立建议薛岳，力争不允。果然没有多久，日军大举向南浔方向进犯。

9月底，日军一〇六师团的一部兵力，突袭占领万家岭，包围了薛岳的左翼。薛岳遂即调有力的第二线兵力第四军对万家岭的日军进行反包围，战斗激烈。

日军后续部队到达后，又将薛军反包围的部队包围起来，战线错综复杂，战况更为激烈。薛岳率赵子立等，组织前线指挥所，亲到德安西南小村庄上指挥，并命原控制在德安以南的第三十二军，赶赴前线，将第二批包围的日军反包围起来，经过激烈战斗，双方均损伤甚重，但总的形势，与日军有利。

此时，薛军已无兵可增，难于支撑。国民政府军当时尚有留在庐山准备打游击的第六十六军，如请示后再调用，时间已来不及且有不批准可能。

赵子立当机立断，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立即致电第六十六军以最快速度就近走下庐山赴万家岭战。

第六十六军原是粤系部队，官兵多为广东人，在江西担任游击任务，人地不宜，官兵都情绪低落，奉命下山参战命令，士气倍增，立即又将第三批包围薛军的日军反包围起来。

日军再无后续部队，连日苦战。伤亡甚重，才由有利形势转为无利，薛军趁势反击，一举将日军击败，歼灭日军四个联队，共一万余人。此战赵子立功劳显著。

1939年，薛岳代陈诚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长官司令部设在长沙，改任赵子立为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副处长兼作战科科长，并先后升任参谋处长及战区参谋长，主持作战计划的拟定，先后经历南昌会战、三次长沙会战、上高会战、长衡会战等等。

赵子立鉴于同日军对比，国民党军处于劣势的条件下，故建议多采用“后退决战”的作战指导，不与敌人硬拼，“后退”之后，变自己“内翼”为“外翼”，将敌军处在自己“反包围”之中，由死地变为生地，而变敌军由生地为死地。

他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指挥和部署建议，包括增强战区的防御深度，优化后勤支持系统，以及调配空中和地面的火力支持。

他强调要利用地形和现有的防御工事，构建一系列防御阵地来迟滞日军的推进速度。同时，他还参与制定了一项预案，以备不时之需，即在敌军突破主防线时，能迅速组织有效的反击。这些策略和决策在长沙会战的前期得到了验证。

1940年12月中旬，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赵子立建议薛岳，以主力采取纵深配备，逐次吸引日军深入，一部兵力在武宁、上高地区组织防御。

12月下旬，日军三十六、四十师团先后突破新墙河、汨罗江防线，并继续南下，薛岳、赵子立等，以一部兵力与日军保持接触，主力向金井以东反铁路以西转移。

1942年1月初，日军越过捞刀河、浏阳河，从东、南、北三面包围长沙。守城军队奋勇抗击，日军受阻，第九战区以守城及机动部队对日军实施包围，猛烈反击，日军不支，被迫向东北方向败退，守军跟踪追击，日军伤亡约数万人。

在战役进行中，赵子立还注意到了敌军的供给线过长，这是日军的一个潜在弱点。他提出通过小规模、高效率的突袭来扰乱日军的后勤补给，这一战术使得日军在进攻中多次因后勤问题而不得不调整进攻节奏，从而减缓了其攻势。

会战后，日军复撤回新墙河以北地区，赣北日军，也撤回原防。

1944年日月底，日军集中约八个师团兵力，进攻长沙，发动了长衡会战，中国军队有约六十个团兵力，负责阻击。但是薛岳与赵子立对敌情判断不同，因而产生矛盾。

赵子立根据日军调动情况，认为日军将攻长沙，但薛岳认为日军的重点在太平洋战场，不会攻长沙。适第九战区副长宫王惯绪因事去长沙，赵子立请其向蒋介石面报，认为要“预作准

备”。

当长沙紧急时，薛岳撤至耒阳指挥，却把赵子立留在岳山，又不让他指挥长沙守军。

赵子立认为薛不怀好意，曾几次电话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林蔚和由湘西进援长沙的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托他们代向蒋介石陈诉自己的处境。

长衡会战失败后，薛岳为逃避责任，向蒋介石控告长沙失陷，赵子立负有责任，但蒋批示：赵参谋长既未负指挥责任，应勿置议”，仅免其现职，派往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学习。

1945年2月，刘峙调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蒋介石调赵子立任该战区参谋处中将处长，不久升任战区参谋长。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全面发动反人民内战作准备，改任刘峙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豫、陕两省及原一、五两战区的部份军队，赵子立也随之转任郑州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

赵子立认为要采取主动，必须先肃清晋冀鲁豫解放军的根据地，占据冀南豫北，以打通平汉线，利于以后作战的南北协同的呼应。郑州绥靖公署就据此调动兵力，暗中部署。

为麻痹解放军，伪装“友好”，赵子立还亲到新乡与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李达会谈，达成在鲁西南和豫北划定缓冲地区的协议。

但当时李先念领导的中原解放区有人民武装近五万人，国民党军如欲北上袭击晋冀鲁像军区，中原军区可乘其后，有腹背受敌的危险，所以必须先击灭中原军区人民武装。赵子立这种设想，为国防部所同意，命令刘峙积极策划，作袭击中原军区的准备。

赵子立特派其副参谋长韩文源向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协商，采取联合行动，以防李先念所部经由安徽突围去苏北。

1946年6月26日，郑州绥靖公署奉蒋介石命令，向中原军区进攻，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刘峙、赵子立采用分进合击的方法，以宣化店（中原军区指挥所在地）为目标，作向心的攻击。

中原军区处在兵力绝对的劣势下，主动地进行战略转移，分两个方向突围，越过平汉线西去，北路由李先念、王震率领三五九旅突破敌军阵地，越过平汉路西去，南路由王树声、刘昌毅率领豫西纵队，由花园口以北卫家店附近突围，越过铁路，向大洪山方向西去。

中原军区解放军的这一英勇行动，出乎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陈诚的意外，刘峙、赵子立等更惊慌失措，急命整十五师跟踪追击，并命第五绥靖区司令孙震亲率整编第四一、第四七两师以火车运送到漯河，再以汽车运至南阳，作战略的超越追击，但都无济于事。

赵子立在参与内战后，原拟首建战功，不料初出师就打了一个大败仗，他和刘峙都受到了蒋介石的斥责。

1946年8月，为实现蒋介石“三个月内消灭共军”的狂妄计划，国民党军调集了十四个整编师的兵力，分由郑州、徐州东西两路进击冀鲁豫解放区，钳击解放军于定陶、曹县地区，以确保其开封到徐州间铁路、公路的畅通。

赵子立深知刘伯承足智多谋，接受

宣化店失败教训，主张稳步前进，建议刘峙命令所部“不足一团兵力不守，没有三团以上兵力不攻”为原则。

所属第五绥靖区孙震所指挥的整编第三师(原称第十军)师长赵锡田，是顾祝同的外甥，当赵率部经郑州向定陶、菏泽进击时，刘峙、赵子立亲自接见，予以慰勉鼓励，并增拨一个野炮营，一个坦克连配属给整三师。

在定陶战役中，赵率部孤军受入，被解放军重重包围，整三师被歼灭，赵锡田被俘。整三师被歼后几天，陈诚、顾祝同（陆军总司令）先后到河南封邱，召集会议，面责刘峙、赵子立、孙震等指挥无方，并当场宣布撤销郑州绥靖公署及撤去刘峙、赵子

立职务。

赵子立被免去郑州绥靖公署参谋长职务后，改任陆军大学中将兵学教官兼乙级将官班主任。在此期间，赵子立对抗日战争期间在九战区指导作战作了总结。他认为每战从指导上都是“后退决战”，终得变被动为主动，但第二次长沙会战及长衡会战，由于作战部队的行动无力或失败，使其作战指导趋于失败。在宣化店及定陶战役的失败，他仍认为作战指导上无错误，是作战部队不力而招致失败。

1948年复季，河南开封、郑州相继解放，中原各解放区连成一片，刘邓大军在豫南、陈谢大军在豫西、陈粟大军在豫东骑角而立，相互策应，有大举进攻，歼灭在中原的国民党军，以威胁南京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企图挽回不利形势，改组华中指挥体系，设“华中剿总”司令部于武汉，以白崇禧为总可

令，并在信阳设立第五绥靖区司令部，以张轸为司令官，赵子立再次被起用为该绥靖区副司令官，主要负责作战计划和指挥。

不久，蒋介石免去河南省主席刘茂恩职务，以张轸兼代，张轸复保荐赵子立兼省政府委员及保安司令以及豫东绥靖区主任等。

当时河南的大部地区已被解放，河南省府能统治的不过信阳附近十几个县而已。赵子立到达第五绥靖区后，协助张轸进行指挥的第一个战役，就是确山之战。人民解放军二野部队，围攻确山，目的就是在吸引敌军主力，前往增援，然后集中兵力，歼灭

于其行军途中。

张轸、赵子立奉命率三个军增援确山，从南阳东进不远，新发现和判明在南阳到确山路上埋伏了解放军十多个纵队，作好打援准备，赵子立主张不能冒进，先迅速退到赊旗镇，然后又转回南阳，但在回军途中，担任后卫的第五十八军鲁道源所部主力被解放军围歼于赊旗钱，赵子立使第五绥靖区主力得以保全。

同年6月中旬，蒋介石集中邱清泉、区寿年、黄伯韬三个兵团反攻开封，分头进军，华东解放军六个纵队。中原解放军两个纵队和解放军两广纵队，包围区、黄两兵团于睢县、杞县地区，蒋介石曾亲临前方指挥，命令邱兵团和第五绥靖区分自东、西两面驰援，以解瞧杞之围。

张轸、赵子立率第五绥靖区主力第十八军、八十五军等三个军兵力进至周口地区，前有华东解放军阻击，后有中原解放军牵制，如果继续前进，有陷入被“围点打援”或“阻援打点”的危险，后退则在蒋介石严令下，又怕受处分，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

赵子立建议张轸采取“散战”的办法，即命令第十八军胡琏所部，以团为单位，从宽广正面向豫东分进，其余两个军则抵御中原解放军的攻击。

但睢杞地区被围敌军，经过九昼夜作战，区兵团全部、黄兵团一部被歼，蒋介石妄图恢复开封的企图失败。此次战役邱清泉以支援不力受到蒋介石“撤职留任”处分，第五绥靖区总算有一点部队到了豫东，虽无战绩，也没有受到处分。

1948年，淮海战役发动。在此之前，第五绥靖区指挥的第士八军、八十五军等部队，都已调赴淮海战场。淮海大战进行中，国民党军先后被歼，已无兵力可抽派。蒋介石无可奈何，委赵子立兼任“徐州剿总”豫东绥靖区司令，尽率豫东地方团队支援准海战场，未及到达，国民党军主力，已尽被歼灭。解放大军，遍及战地。

赵子立率部回窜。为闯出险地，避免被歼，他采用曲折行军路线而不走直线的办法，但仍未逃过解放军地方武装的伏击，即军行到安徽省桐城县的大关镇附近时，预先埋伏丘陵地的地方武装突然发动突击，赵部卒不及防，当即溃散，他的手部也受伤。

赵子立在桐城对残部稍事整理后，将部队带回豫南信阳第五绥靖区。不久，经蒋介石核准，张轸和赵子立搜罗河南的地方团队，拼凑了十个旅的兵力。经整顿、编组，组成第一二七、一二八两个军，赵子立任一二七军军长。

1949年3月，第五绥靖区所辖一二七军、一二八军先撤到花园、孝感一带整训，接着移驻武昌以南一带

第五级靖区改组为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轸仍兼任河南省主席。张轸早有起义打算和准备，赵子立早有所闻。张轸也曾试探过赵子立有无共同行动的可能性，他因与张轸的关系相处尚好，对张的起义无破坏之意，但表示自己忠于国民党，感激蒋介石的培

养，矢志不二，故张轸对赵子立怀有戒心，在部署上作了考虑。

当时，白崇禧给十九兵团的江防任务，为武昌到嘉鱼一段宽约九十华里，地处武汉上游，江北岸就是解放军江汉军区据地，离武汉约六十里的金口镇，是沟通大江南北公路的渡口，军事上是扼守武汉上游的咽喉要地，解放军如由该处渡江包围武汉，是理想的渡口，张轸就把自己指挥自如的第一二八军担任江防，企图在此处近接放军渡江而宣告起义，第一二七军赵子立所部配置在贺胜桥以南威宁附近地区。

这年4月中，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共两党和平谈判代表团拟定的和平协定。次日，解放大军摧毁长江防线，仅三天时间解放了南京。此时，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决心自动放弃

武汉，逐步退保广西。

撤退在5月10日开始，首先撤退的是桂系的第七军。张轸在第七军撤离武汉后，即在金口率第一二八军及赵子立第一二七军的第三〇九师涂建堂部宣告起义。其中也有部分不愿起义的官兵，奔向赵子立处。赵子立即重建第三〇九师。

张轸起义后，白崇禧发表赵子立为兵团司令（后改称第四兵团）兼河南省主席及第一二七军军长。白崇禧为使赵部保障其主力安全转移，牵掣解放军兵力，命令赵子立率部由湖南湘潭地区去武当山区，再相机进入伏牛山区。

赵子立率部经过长途行军，进入湖北神农架和大巴山之间的大九湖地区，休整了三个月，然而与白崇禧失去了联系。因此，他亲赴重庆，接受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的指挥，旋奉命向川北移动，以加强大巴山一线的防务。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全面向西南地区的国民党军发动攻击，赵子立率部向川北移动中，前有一野解放军阻截，后有四野解放军部队追踪，进退失据。到达川北巴中后，他见大势已去，除率部起义、投诚外，别无出路，于是，派人分别去一野、四野部队联系起义事宜。

赵子立说：“已经看到国民党大势已去，没有最后胜利的可能了，不愿再消耗国家元气，愿意停止战斗行为，听候共产党处理！”

二野韦杰军长对他的起义行动当即表示欢迎，同时接见了赵子立部师长以上将领，并设宴款待。12月25日，第一二七军约两万人宣布起义，走人民的道路。

原赵部团长以上人员，由韦杰军长派人护送到重庆山洞西南军政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该校由刘伯承元帅兼任校长和政委，经过一年的学习，赵子立以较好的成绩结业，被分配到南京军事学院战役、战术教授会工作。在离校前，赵子立等人受到西南军区领导人王新亭、李达的接见和宴请。他与李达原就相识，相互谈起旧事，倍感亲切。

赵子立到军事学院工作时，受到院长刘伯承元帅的接见。刘帅勉励他为培养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幕僚作出贡献，使他深受鼓舞。

赵子立担任高级系第一组（现职军以上干部）战术教学任务，由于认真备课，编写教材、备课、辅导等等，被刘帅誉为“三更灯火五更鸡”的治学精神。

六十年代初，赵子立受到叶剑英元帅的接见和宴请。叶帅亲切地慰问他说：“你是起义将领，今后当安排适当工作，过去的事，要正确对待，今后要好好工作”。

赵子立最初被委任为全国政协文史专员，以后被邀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又被推选为民革中央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以及黄埔同学会理事等等。

赵子立的子女全居住在台湾、美国等地，不时回国探视。1986年，他应于女邀约，去美国团聚，其子女劝他移驻美国，以便就近照顾,但赵子立婉言谢绝了。

赵子立除勤于社会活动，为国家大事、祖国统一工作不断尽力外，还擅长诗词，著有《一峰吟草》一书。为总结抗日战争经验，他撰写了《帷幄春秋》一书。

晚年的赵子立喜欢回忆过去那段峥嵘岁月。他常说：“人生就像一本书，每一页都记录着我们的经历和成长。我虽历经坎坷，但那些磨难却让我变得更加坚强和成熟。”1992年2月1日，赵子立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