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焕炯：许倬云及他这一代海外学人成名原因探析

近来看到许倬云先生以期颐之年在美国故去的消息，不胜感慨。这不仅是一代史学名家的人生谢幕，更是具有特殊印记的海外学人们的一个时代的完结。这个时代的海外学人，大多经历了抗日救亡的艰苦卓绝和随后的烽火洗礼，在国内虽有诸如逃难等变动不居的经历，但大多完成相对完整的教育，然后都出洋留学美欧而在异国他乡成就过一番事业。

这一代海外学人，在出身方面条件优渥，大多为官宦、巨贾富商或是乡绅望族子弟，如许倬云是民国时代海军少将许凤藻之子。所以在整个时代和社会背景中，这一批人有较多机会获得包括教育在内的多种资源，从而年纪轻轻就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打下很好的文史功底；与此同时，更受到时代新潮的深刻影响，在视野和治学方法等方面较多地契合于时代的进步（因为家中有钱，易于到领风气之先的地方求学等）。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过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相对特殊时期的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苦难，身处流离颠沛的状态之中，但也让他们有更多的经历致使视野的开拓或受教于当时的名师，从而实现了历史的纵向与空间的横向之间的交融，更因较便利地实现了出洋留学，避免了可能的各种纷扰。他们出洋后，通过多年的厚积薄发，在各自的人生晚境中获得较高的名和利。

这一代人中，在文史方面，较著名的有何炳棣、唐德刚、夏志清、黄仁宇、余英时等，当然许倬云也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倘若范围拓展得更广一点，那么李政道、陈省身、吴健雄夫妇等，他们虽具体的情况有所不同，但总体上仍可被看成同一类。他们大多出生在1910年到1930年之间，许倬云先生大概可算得上是这一代海外学人中的一位殿后者了。之所以这么说，一来是他的年龄相对较小，二来是许倬云因身体缺陷开蒙较晚，以及常以插班生的身份辗转于不同地方的中学（如江苏无锡辅仁中学，台湾台南二中等），他在台湾大学完成本科及研究所的学业，然后直到五十年代中后期，受胡适先生的帮助，由台湾出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相较于这一群体中的绝大多数者基本上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之前由大陆出洋，他出洋的时间较迟而具体情况也略显不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他也可被看成是另一类的出洋留学者了，与此类似而又较著名的，还有专注于宋辽金史的陶晋生，等等。

包括许倬云在内的那一代海外学人，在汉学界以及两岸三地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都似乎确立了相对尊崇的学术地位，这就有必要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了，通过对这帮相对特殊的“香蕉人”学者们的各自经历的梳理，不难发现，这是多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种奇特现象，既有他们自身的原因，还有环境和时代的原因，更有某些包装技巧的运用等方面的原因，下面分述之。

首先，这批学人的搏得大名，离不开家庭小环境和自身的努力和名师的栽培，尤其是自身的努力为他们的功成名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名师的栽培让他们开阔了视野和接受了做学问的训练，这些也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无论是何炳棣、余英时还是许倬云，他们选定目标方向后，就专注于读书做学问，与此同时都得到了名师的指导和帮助，如何炳棣氏，他的老师就有雷宗海、蒋庭黻、陈寅恪，还有与胡适及游国恩等相交往，由此他可得到相应的鼓励的同时，还可获得第一流的答疑解惑，何炳棣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光顾胡适的居所，他们促膝长谈，对何氏的学问进益，自然有莫大的帮助。对许倬云来说也是一样，他是傅斯年的学生，出洋留学上就得到胡适的帮助，诸如此类的，为他们的学业基础的夯实和专业方向的选择带来极大的便利（许倬云写信给胡适，探讨如何确定研究方向等问题）。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但他们的师者，除了传道、授业和解惑外，还发挥着一个克难的功效，所以他们有幸遇到这样的老师，让他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其次是专业方向取巧式的选择和时代风向的变化，为他们的成功提供了际遇。无需违言，二战结束以及中国政权的更迭，韩战等外部环境的变化，致使欧美政府及社会各界，尤其是学界对中国的关注程度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在相当的程度上促使了汉学的发展，也就是有更多的人（包括欧美学者）专注于中国的文化、政治等的历史和现实的研究，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出洋留学者，借助自身已在国学方面打下的坚实基础，投身于中国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处于“其道不孤”的状态且又有诸多的便利。

更重要的是，这些聪明的学子，在选择历史文化这个专业方向上，大多选中国的先秦史等上古史中的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化史，以及一定时间范围内的经济史，人口史等，把这些作为主攻方向，他们应该是学到了胡适博士论文选题的精妙(这些在拙著《胡适新论》中有专门的分析)，这些都是非常讨巧的，之所以这么说，一是从问题的角度，它涉及到中国文化的源的梳理，是重大问题，二是在当时不要说在欧美，就是在中国，该领域的创新性资料不是很多，更直白地说就是近现代的研究者对该领域的研究还不是很深入，他们专注于此，比较起来，应该更易于做出具有体系性的成果，进而甚至可开宗立派。尤其在欧美学术环境中，他们在这方面的研究深度，可谓是独一份的存在，很多人后来的业绩也印证了这个论断。三是这些方向，具有多重性的特性，可以通过借助史学以外的其他学科的东西，服务于史观的重构和成果的产出；四是在当时用经济分析方法研究史学已成为一种新趋势的背景下，通过对经济、人口、土地等资料的归集和梳理，采用“小切口大视野”和以点带面式的创新，已成为一种较时尚的研究方法，所以许倬云们做这样的选题研究，接续上这种新的研究方法，并选择已经相对较熟稔的史学领域，这确实是一种“扬长避短”的选择，无论怎样说，面对中国史，相比较于洋学者们，这些留学生们的优势总是非常明显的。

其次，在多年后，他们携带者各种成果及荣誉，与国人交流，展现他们“高人一等”的风范，而国人大多以“仰人鼻息”的姿态面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至少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从他们的角度，多年的辛苦，已有一定的成果和荣誉，回国交流，有一种“衣锦昼行”的感觉，那怕是装，也要装出三分虚气来，让国人感受到他们是见过大世面的。当然他们确实优秀，能展现出超群的气质，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二来对中国大陆来说，因短暂的民国时期所打下的学术基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具有学术专长者，大多处境不好，不仅没有开展学术的环境，也没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心境，这可从史学界的陈寅恪等的经历中得到印证。而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学者们，因经历各种运动，而把做学问的时光流失掉，更有一些年轻者，结合所经历的各种运动，早已找到了“终山捷径”来谋求“正途”，做学问已不再是他们的选项了，退而求其次，哪怕个别人(当然钱钟书之类的除外)还有心于做学问，那也只好是闭门造车，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学术游历交流和积累，学术成果的产出和传播，他们无法与这些上承国内所学，下接欧美学术环境而沉浸其中的许倬云们相比。三是那些在国内拥有一些资源或具有权势的而又被称为学者的人，因为与这些留学欧美的成功人士或相关欧美的汉学家之间存在某些缘由，他们通常通过拔高许倬云们来提升自己的学术地位，以达到类似于“挟洋自重”的目的，甚至通过互相抬轿子，以惺惺之态说出“你们知道我是一无所知的”之类的无聊话，加以抖机灵，耍小聪明，这也致使许倬云们的声望日隆。但随着时间的过去，国内学术水平的提高和以平等的视角来审视这些“香蕉型”学人的学术成果，就可以得到理性、中道和持平的结论，许倬云们的金身的光环也会慢慢褪去，相信这一天的到来，已经不会让人等待太久了。

进一步，许倬云他们这一代海外学人，实际上也可被看作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海外研究团队，他们的学术经历，应该被看成一个个具体的案例，让后来者沉思把玩和研究分析，从中悟出相关的成功之道和学术传承中的“得”与“失”，针对这些，不仅具体的学人要细细体会，对学术环境的营造有影响的当政者，也应有所思考，矫正于过去的种种，相比较于对许倬云们的一味吹捧，这方面应该更有启迪意义和现实价值。

综上，似乎可以这样认为：学术是一个绵绵不绝的过程，更如同一个没有终点的马拉松赛跑，这个过程中，每一代学人都是学术的接棒者，一代学人因着各种外在条件的制约和自身相关原因的束缚，可能会跑得慢一些，就会相对落后于跑在前面者，但只要外部条件和环境的改善，以及他们自身的坚持不懈，他们终有后来追上的可能。所以相对落后者大可不必妄自菲薄，而相对先进者也无须沾沾自喜，更不应该以一种老气横秋的教师爷的口气藐视一切-----自认为已经找到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真相而得到绝对真理了。

随着许倬云的故去，这一代具有相对特殊际遇的海外学人群体已是整体性地走进了历史，他们的故事也已成为传奇，任凭“负鼓盲翁正作场”式地传播或成为普通人的一种谈资。但他们到底在整个学术史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留下怎样的学术影响，具有怎样的学术地位，那就只好让时间来给出答案了，清代的赵翼早已经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的诗句作出了相应的总结。

写于2025年8、9、10月间